中国政府有两个不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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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第五医院拍到“五分钟拖出八具尸体”视频的方斌，经证实在10日已经被抓。消息传出后，许多民众在网上声援，并且表示响应他提出的“全民吹哨”。

方斌在拍了上述视频后随即被抓捕，回家后住家楼下每天都有员警驻守。10日下午3点警方带着消防人员强行闯入家中把他带走。


曝光疫情遭打压
大纪元记者采访了武汉当地志愿者张先生，他说，“方斌10日下午被公安带走了。他上次被抓回来后楼下都有警察值班，现在门口已经没人了。我们群友多次去看，10日下午敲他的门就没人（应声）了。”

张先生说，群友虽然关心方斌，但是也没人敢打电话去公安部找人，因为电话一打马上警察就会上门来，抓人就是寒蝉效应。

张先生介绍，我们有一个武汉群友互助共济会，是因为封城后谣言满天飞，很多群众生活上需要帮助，我们有几个志愿者会到各地街上了解情况，把看到的街道、医院、超市等情况拍下来，还有收到很多民众的求助资讯。方斌就是在这情况下志愿到一线去探访实际情况。

方斌去了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第五医院、红十字会临时仓库国际博览中心，在五医院短短5分钟，进去的时候看到运尸车上只有3具尸体，进去转一圈出来后车上已经有8具尸体了，他还发现医院里还有2具尸体没拖出来。他把这视频发到互助共济会微信群，当时群友300人不到，回来后不到2小时就被抓了。

武汉当局欲盖弥彰
张先生表示，“方斌被抓了之后这视频才到处传播，如果没抓他这视频可能也只是我们小范围的人知道。被抓后视频在全网传播，5个小时以后就把他放了。”

方斌回家后就没再跟群友联系，但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随时关注直着他的推特动静。

“李文亮和方斌最开始都只在一个小的群发布信息，当局不让人发声抓人、训诫，才把事情闹大。我们只是要自保而已。”张先生说。

网民声援 “全民吹哨！”
流亡泰国的大陆艺术家华涌从网民处得到方斌被抓的消息，他发推文：“方斌被抓的消息被几个管道确实，今天中午警察和便衣与方斌僵持很久，最后消防人员破门而入，方斌被抓捕。寻找方斌！声援方斌！”

barry80

林夕 -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 ，只想做一個人

開始有人討論李文亮算不算英雄，是否真正的吹哨者。

最好不是英雄，英雄的命若只能賣給狗熊，最後只能成全多難興邦，歌頌人性光輝的戲份，然後，不止微博，武漢居民在大街上集體吹口哨的聲音，也慢慢消散在骨灰成煙的空中。

民間「檢討」李文亮是否英雄的理據是：他早前在微博有反對香港人抗爭，支持港警，是體制中人。唉，在資訊不透明下，沒太惡意的腦殘言行，何必鞭撻過甚，只是身在籠中不知聾罷了。另一點是，他有意在群組示警，但無意識冒犯國家機器，被訓誡不在他意料中，或許他也想不到這樣也會犯罪。像當年沙士時期蔣彥永一般，身為軍醫也敢於站出來揭發疫情，這才是真正的吹哨者。

唉，是不是英雄有什麼關係？北島寫給遇羅克的詩所說：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

遇羅克在文革期間，撰文反駁「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出身論，他又何嘗想到這樣就會被暗殺？在那風風火火年代，敢發出反對聲音，即是勇者，那麼，李被訓誡後，沒有好好反思悔過，接受雜誌訪問更說了一句引起民意海嘯的話：「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在最壞的時代，我們也只想做一個更好的人。李文亮在醫者崗位內，在病床上，還想着康復後再回疫情恐怖的環境內盡責，好人也不外如是吧。

李是否吹哨者是否英雄，不值得花太多精力去爭辯，也沒人能定義。說到底，如果李文亮只是無意中當了吹哨者，無意中當了英雄，無意中跟他七位醫生朋友在群組互通疑似有新病毒，就這樣，只是這樣，就給公安帶走，寫悔過書，所牽起的民憤，豈不是更厲害？

「如果官員們早點披露有關疫情的信息，我覺得情況會好得多。應該有更多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那麼正常的言論，依然對體制內改善寄予厚望，完全沒推翻什麼的意思，最後得到這待遇，那是一帖對全民最具威嚇性的警告：疫情不來找你，政治也會來找你，只要你想做個好人，做個還有道德，還相信專業的人，你無意犯罪，罪名也會找上門啊，普通老百姓！

是的，中國不需要英雄，那麼多維權律師被抓去了，依然可以認為他們是為自己謀利益的滋事份子，而一個普通老百姓，剛好是醫生，剛好說了人話，剛好不幸死去，眾怒才更沸騰出軌，否則，怎麼會有一線藝人如章子怡，也怒批那張訓誡書是恥辱？

barry80

陈芳龙：领教中共的口号宣传威力

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国共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个中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中共煽动农民的各种“口号”、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词，肯定得为共产党取下“新中国”记上大功一笔。至于是那些口号诗词？由于“数量庞大”，本文不作赘述，看官们自己上网查去！

80年代我在台湾求学，已经在台湾安营扎寨的国民党，对百姓各类宣传口号也不见少，但就不接地气，来去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反共抗俄”、“杀朱（德）拔毛（泽东）”（很多国民党老兵还在胸口臂膀刺青呢！）

说到善用宣传口号的本事统治天下，当数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共的宣传功力不减。凡城镇乡下，官方在进行政令倡导时，扩音器“大喇叭”的言语恐吓、铺天盖地涂上口号的红布条，依然很具效果！即使是5G时代来临，人手一机，人人微信群组百十来个，却都不如红布条和大喇叭来得有威力！

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肆虐，全中国都动员起来了。习近平、李克强坐镇中央指挥，武汉湖北封城封省，10天内“火神山”、“雷神山”二医院交货，而其他各省城乡，或偏远山区十里八乡的下里巴人，全部听从中央指示，共同为抓“病毒”而努力，我服了！

我的祖籍福州乡下，日前也有人传来用大喇叭广播的福州话视频，真的有“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动！广播中的村支书“循循善诱”劝村民：“武汉回来的自行隔离，老爷爷老奶奶要听年轻人的话，不要出门拜年，红包么？用微信转发”。反正，大意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年没死，明年还有机会拜年！

而我的台湾友人也传来中国各乡各村“抗肺炎”的布条标语，红布条挂满村子里可以挂的地方，彻底地取代了过年的春联和红灯笼，遣词用字很不吉利，比“隆雪华堂”用白色宣纸写春联更不合规矩，是应该被批判一下！

大过年的，中国四处张挂的贺年标语不是“恭贺新禧、新年发财”之类的。反而是“带病回村，不孝子孙”、“今年上门拜年，明年上坟祭奠”、“今年走亲或访友，明年家中剩条狗”、“聚餐就是寻死，拜年就是害人”、“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是亡命之徒”、“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这些“春联”句句话都往死里说，吓阻效果很好！

这些写标语的，应该是边吃野味边喝白酒下笔，没有酒精野味助兴，怎会有如此神来之笔的灵感？不过，在1月底之前，不管怎么看、怎么查？都见不到“不吃山珍野味，只留无限回味”、“保护野生动物，彼此和睦相处”等等的宣传。直到最近，才看到“中共官方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电视广告，可见之前写标语的人一时半会戒不了吃野货，也或许家里冰箱还有些许存货。

“新中国”成立71年了！从大跃进、知青下乡、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的进步有目共睹，科技、工业、商业的发展领先全球，但几十年来人民的思想依然被共产主义统治着，比方说中国从中央领导到地方“九品芝麻官”的谈话，都是官腔十足官味浓，这和先进国家的领导形象好像有很大落差。

听说，在中国的官越大，说话速度就越慢，比方说，习近平一分钟大概就说上60个字。但你去乡下看看，小村里的支书干部，上了台也和习近平一样，说话“分速”也就是60字上下，“学习领导说话”几乎成了中国官场文化，反正上行下效不会错。毕竟国家太大了，14亿人口用标准的口号标语治国最为有效！

新冠肺炎肆虐，本科専业清华大学化工系的习近平，坐镇指挥控制疫情也算适当。他多次发表谈话：“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解放军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持地方疫情防控。”

他的说话还包括：“解放军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军地协同……，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我军有关医院要全力做好患者收治工作……，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作出贡献。”

以上全文照抄，读来四平八稳，这番谈话换个时空背景主题，亦放诸四海皆准。只要更动几个字，在很多场合或事件中都十分合用。而乡下村支书用大喇叭照本宣科也就不会犯错误！

所以说，中共的文宣遣词用句无懈可击！

今天读了一个中国学者友人的留言：“各种集权、无能、裙带、贪腐、欺骗、不透明……通通暴露无遗，但又有谁敢说实话呢？”

新冠肺炎首波“说实话”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感染肺炎死了，他生前的示警被训诫，死后倒成了英雄，这有意思吗？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李文亮之死重如泰山”，还有中共官方的一些哀悼，我觉得不必老套了，这是在“消费”李文亮的最后尊严！

我们只能这么说，毕竟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在中国最好少说话，或者照着习大大的话说就错不了，“用领导者的口号治国是超完美解答！”。这如同在大马，当官的照着老马的意思走，一切都错不了！

https://www.sinchew.com.my/pad/con/content_2215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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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 为什么说中南海早就知情

周先旺给出的时间

武汉官网『汉网』11日向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信息，武汉市长周先旺作为防疫前线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全民怒指武汉当局隐瞒疫情、耽搁对抗疫情的宝贵时间，且北京开始向武汉官方动刀，习近平钦差大臣取地方官员而代之的情况下，这位市长表示早已在12月份就已向中央报告疫情，就已向科学家通气，并且“遵从了科学家的建议”。他暗示他做了该做的。武汉为什么没有早向社会大众公布疫情，周先旺指自己是“依法披露”，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向全社会告知，暗示这一责任不在他身上。

李文亮的时间

如果以目前普遍承认的12月8日发现疫情作为起点，疫情在12月下旬就有了相当的蔓延，武汉医护人员从一群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人身上，发现了同样的肺炎病症，也就是依据这一医生的观察和诊断，李文亮医生在朋友圈发出警讯，指出这是一个可与萨斯病毒比较的病毒。正如众人所知，他随后被毫无医疗知识的警方传讯、训诫，封嘴。与他差不多同时被封嘴的共有八名医生。

李医生发出武汉疫情警讯的时间是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后来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医治无效，于2月6日逝世。

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的时间

1月2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等人在『柳叶刀』刊载的文章里提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第一例新冠病毒症状开始日期是在12月1号，这个时间比后来所认定的12月8号早了一个星期。如果按照12月1日发病推算，至少这个人在11月中旬就被感染了。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科学家的时间

中国疾控中心有着一流的传染病学家，包括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包括首席专家曾光。当武汉1月23日封城，500万武汉人大逃亡，病毒迅速扩散之际，高福等人的一篇针对425名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的研究论文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这个论文披露了新冠病毒可能早在12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这是中国一流卫生专家给出的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时间。论文一出，正值国民人人恐慌之际，身兼重要职务的科学家遭到指责，人们指责他们为什么在早已知情的情况下不向社会通报，但是，高福等人表示，这是一篇“回顾性”的论文，意思是说，他们知道人传人的时间并不比别人更早。

针对有人指责疾控中心拿到数据发表论文而没有发布疫情，原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12日对『今日头条』表示，中国疾控中心同美国的疾控中心不一样，不具备发布疫情职能。但是，疾控中心有无失职呢？杨功焕认为，“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

直报系统

中国在2003年发生疫情之后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报传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进系统。按照直报程序，无需经过层层官僚系统，主治医生、专家、或发现疫情的医院等卫生单位可直接向北京中央报告疫情，为什么这么重大的疫情，迟至几十天后，才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全力对抗，也就是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首肯下，权威专家钟南山向外界宣布了人传人的严重事实。

既然存在着一个直报系统，这就意味着国务院，中共中央，直至习近平应该对武汉疫情是知情的，具体什么时间知情，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说法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佐证，12月份。

第一例发生的时间

要弄清楚传染源，就要知道第一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原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对『今日头条』表示，在传染源追踪的时候，应重视第一例，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媒体报道最多的是12月26日发现的那几例，其实中国疾控中心『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指出，从12月8号起就陆陆续续有了病人，而且这些病人中很多没有与海鲜市场接触。专家认为，所以需要溯源，溯源的过程是必须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个疾病是如何传播的。

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的论文提到的病例更早了一个星期，这是否是第一例病人，或者如专家所表述的“零号病人”？他现在状况如何，他接触了什么人，又去了哪些地方，他是怎么感染的，都很不清楚。

简言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的话，武汉疫情从发生到爆发到公开浪费了许多时间。武汉市长周先旺的陈述至少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12月份，武汉地方当局就已相当知情，并已向中央通报；第二，中国从萨斯疫情之后建立了直报系统，既有这个直报系统，中国最高层应该很早就知情，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迟至1月20号才决定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疑问。

http://rfi.my/5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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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发表于 13-2-2020 06:35 PM
武汉疫情 为什么说中南海早就知情

周先旺给出的时间

武汉官网『汉网』11日向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信息，武汉市长周先旺作为防疫前线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全民怒指武汉当局隐瞒疫情、耽搁对抗疫情的宝贵时间，且北 ...

看下去 ~ 我经过了 64 ~ 地震， 大水灾 ~

共产党的舆论到最后一定变成英雄 ~ 都是中国人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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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世衞另一個戰場

武漢肺炎有兩個戰場，一個在中國大陸，一個是距離武漢幾千公里的瑞士日內瓦。前者是對抗疫潮生死決戰之地，後者是世界衞生組織總部所在；圍繞世衞爭戰正烈的，是中國與美國的一場另類戰爭。

武漢肺炎大爆發，美國撤走駐當地的外交人員，國務院提升對中國旅遊警示到最高級別的「不要旅遊」。多國採取措施限制中國旅客入境，航空公司接二連三削減或暫停來往中國航班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摘美國連串舉措是「不斷製造和散播恐慌，帶了一個很壞的頭」，又說美國「實在太不厚道」。中美之間互動如此，揭示疫情快速擴散的同時，兩國就武漢肺炎爆發的爭鬥，也快速地從枱面下的暗鬥升到桌面上的明爭。強硬措詞與具體行動拳來腳往，擂台是世衞有關武漢肺炎疫潮的決定和指引。

總幹事集大權於一身

雖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世衞與聯合國不太一樣。世衞最高決策在世界衞生大會，世衞總幹事由大會任命，監督世衞財政及審查批准規劃。更重要的是，總幹事有權審議執委會報告，並就可能需要進一步行動、研究、調查或報告事項發出指示。因此，世衞總幹事舉足輕重，一舉一動，足以讓一國一城一夜之間有如鬼域，無人到來；也可以一個決定讓同是這一國一城人人紛至沓來。如今的世衞總幹事譚德塞，就是武漢肺炎疫潮的中心人物。肺炎確診要靠醫生，一國一城確診是否疫區，權力在世衞，而目前世衞的日常工作主事人，就是來自埃塞俄比亞的譚德塞。

今時今日，要像舊冷戰年代以軍事機器和意識形態執行圍堵戰略或反圍堵，並不容易。雖說全球各地當前隱然存在這種大戰略，遠的不講，近的是一帶一路與美國的反制，前幾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中亞國家哈薩克，就提出中國和俄羅斯的投資可能損害該國主權。較諸5、60年代冷戰高峯期的大軍集結炮彈上膛，如今的新冷戰來得輕巧柔軟，殺傷力卻不遑多讓。新冷戰之下的相爭，人們從世衞就武漢疫潮的評論和決定看得清楚。1月23及24日，世衞緊急委員會舉行兩天會議後，認為若把武漢肺炎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是「言之尚早」。此一決定，當即引起歐美反彈，認為疫情已經擴散，世衞在宣佈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上不應猶豫不決。

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客觀的後果是其他國家可對該國或城巿更有理由另類封關。旅遊、貿易、航空、海運，從人到貨，都可能在緊急事件宣佈後暫停進出。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巿來說，這種有如切斷對外往來通道、人員流動渠道堵塞的情況，不是所有國家和城巿吃得消。台灣在2003年沙士疫潮被世衞列為疫區，從當年5月21日宣佈到7月5日最後一個被世衞除名疫區，一個多個月裏，台灣成為西太平洋邊上的孤伶疫島。這段短暫歷史，台灣民眾必不忘記。沙士帶來在傳染病學的研究啟示，同一時間由此而生的疫區封城，則是各地政府放心不下的一根刺：一旦被世衞宣佈為疫區，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軍在日本港口佈下逾12,000個水雷的「飢餓行動」所起的封鎖力度，堪稱不遑多讓。

理想底下的爾虞我詐

因此，誰掌握世衞，誰會被視作掌握一城一國癱瘓甚至存亡的生殺大權。世衞從來不僅是所稱的健康是基本人權、是普世價值，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情境而有所分別這些理念。世衞一如聯合國，「世界和平」口號底下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只是聯合國面對的議題是戰爭與和平，世衞是疾病與健康，然當中的大國角力兩者如一。今次武漢肺炎疫潮，世衞被指親中、行事遲緩甚至淡化危機，譚德塞更被狠批替中國好話說盡，渾忘若非當初隱瞞疫情，世界或有更多寶貴時間抗疫，網上甚至有人提出把他罷免。另一方則言必稱世衞指引，譚德塞一時間成為世界衞生健康指路明燈。這當中，林鄭月娥過去幾天從應否戴口罩到是否封關都提到「世衞指引」，這些「指引」實踐至今成效如何，不必勞動人力進行民意調查，上街看看便知。

1945年秋，戰後的世界亟欲永久擁抱和平，在三藩巿簽署憲章，聯合國正式成立。不旋踵美好本意演變為相互廝殺，聯合國成為世上最官僚主義最無效率的外交俱樂部。五個大國把持所有議題生死，一張否決投票，就把戰火中的小國、慘受蹂躪的平民，一一推出安理會大門外不聞不問。世衞亦有類似基因，被指決策缺乏科學證據輔助，推行全球政策時缺少科學連結，計劃優次只是由各區域競逐而決定，另外是利益團體對世衞政策的影響，長年為批評者詬病。

改革聯合國系統的聲音早已響徹雲霄，最根本的做法是把過份集中的權力釋放予一眾會員國。1997年安南就任聯合國秘書長後，致力擴大安理會，潛台詞就是把戰勝國為主的聯合國權力結構改造，當時傳出不少國家可能成為擴大後的安理會成員：日本、德國、印度、巴西等。可惜的是，良好願望最後在大國不欲分享權力無疾而終。世衞在這次武漢疫潮飽受批評，在疫潮當中千夫所指，專業水準廣被質疑。1948年成立的世衞，經過72年的風雨，與憲章鐫刻的遠大目標及抱負，可說已然漸行漸遠。

barry80

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2月6日晚，武汉“吹哨”医生李文亮不幸病逝，网络上哀悼、谴责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不论官方如何应对，亿万微友已经用自己的言论为李医生举行“国葬”。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汹涌袭来、濒于失控，其根源和17年前的SARS危机如出一辙。武汉肺炎自去年12月中下旬即已确诊，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非但没有公布实情、提醒社会防范，反而鼓励人们去湖北旅游；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在微信群提示病毒风险，当地不仅没有解决病毒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几名“造谣者”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骚扰。直到1月18日湖北省人大会议结束之后，才恢复更新疫情数据。而就在当日，百步亭社区居然还如期举办了规模达4万多人的“万家宴”，真是愚不可及！这中间至少贻误了3周最佳防控时间，在这期间又有多少人受到传染？

社会在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错过了对病毒流行的最佳防控时期。紧接着病例激增，市政府又进退失据、仓促“封城”……性质类似的事件当然远不止武汉一地，而是近几十年各级各地的常态。事实上，李文亮事件只是在网络上火了不到两天，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与网络社交平台的新一轮压制已经出现，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吸取此次疫情的教训。

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恰好发生了孙志刚惨案，中央借机废除了收容遣送恶制，由此也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公民维权的新模式。但是17年过去，“孙志刚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尽管近三四十年中国社会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但是选举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武汉疫情如此严重，却没有看到湖北省、武汉市哪怕一个人大代表出面说一句话，这本身已是中国民主现状的最好注脚。

毫无悬念的是，只要不践行宪政民主的治理模式，非正常死亡等各种人为悲剧还会不断再度发生。如果人民不能通过选票让政府对自己负责，手中残存那点自由一夜之间也可以被统统收回去。为什么每次疫情发生，地方政府第一反应就是瞒报？为什么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在每一次重大公共事件中都集体失语？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全国各地封城、封路的决定应该由谁作出，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宪政制度问题，也只能在宪政民主框架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李文亮事件发生后，国内28名学者、律师发起了公开信联署，向当局提出宪政改革六项诉求，正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人为悲剧重演。
然而，体制内外有很多人还在歌颂中央集权在应对危机上的效率与速度。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并没有从这次危机中体现出来；虽然各地抽调了不少医生来湖北救援，但是仍有武汉等地许多市民看不上病、买不到口罩、住不进病房。事实上，正是极权体制违背了每一条“政治自然法”——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才人为导致疫情失控和救治不力。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至今讲了17年，无需再唠叨了。但是17年来，国内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非但没有进步，近几年反而出现了严重倒退。自去年12月发现病例以来，武汉市一直对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遮遮掩掩，警方控制了8名“谣言”发布者，造成了噤若寒蝉的舆论恐怖气氛。我在1月18号问候武汉的一位体制内学者，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那么严重”。试想，假如言论与新闻自由完全开放，武汉乃至全国还会等到封城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病毒并采取防护措施吗？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闻都真实，即便在新闻自由的国家也有“假新闻”。但再设想一下，即便关于武汉肺炎的传闻是假新闻，自由传播又能怎样？不就是虚惊一场而已吗？但如果传闻不幸是事实，那么压制言论的自由传播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后果。不错，言论与新闻自由有代价，但是和压制言论的代价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再重复一遍罗隆基先生1929年发表的名言：“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危险得多得多！

宪政民主的重点是民主，民主的心脏是议会，议会的活力在选举。我不知道湖北省人大1月中的大会是怎么开的，但我可以肯定省人大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大的疫情。当然，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很糟糕，省人大是由县市人大间接选举产生的，这里面就太容易玩猫腻了。即便如此，县乡两级基层人大是直选产生的；如果能把这两级人大选好，它们选出的湖北省、武汉市人大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对省市人大负责的省长、市长至少不敢对下面压制信息、隐瞒疫情。武汉市长在讲话中提到，这次疫情一开始就上报中央，当地人民却一直不知情。

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唯上不唯下，根本原因是这位市长并非真正由武汉市人大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也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不敢也没有动力对市长问责；否则，他们会更害怕武汉市选民，而不是中央或湖北省领导。湖北潜江市曾有一名积极履职的代表姚立法，1998年高票当选，但也只任了一届就被排挤出局；假如今天武汉有一位像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地方的政治生态和选举状况，而现在的政治环境显然比20年前更为糟糕。没有真正意义的选举，就无法让政府对人民负责，也无法防止改革开倒车。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直选产生的议员一般会更想着给选民省许多不该花的冤枉钱，把该花的钱花在刀口上，而且会有效监督官员并参与重大决策。很难想像，封城这样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基本自由的重大决定能不经过议会讨论，凌晨宣布数小时后就直接实施。即便是遇到真正的紧急状态，行政宣布实施后一般也需要在数日内获得议会批准。武汉疫情暴发后，危机处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延误拖沓、供不应求，光是一个红十字会就拖延分发救援物资达半个月之久，致使许多等候救治的病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症结即在于代议监督职能的完全缺位。

和严重落后的代议制度相比，长期适应了这种制度的大众心态更可怕。几乎所有人都盼望某个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救援现场，却没有人期待看到湖北省、武汉市各级加起来数千名人大代表中有一个活跃的身影。试想，这么大的国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称职的议会，谁来立法？立了法之后又靠谁来监督实施？谁来为民请命、遏制滥权？14亿人民对代表自己利益的议会和选举漠不关心，怎么可能不危机四伏、险象丛生？

即便议会不灵，但行政和司法能够保持政治中立，兴许也能缓解危机。这次最高法院和检察院为武汉8名“造谣者”正名，为开明司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注脚，但是武汉发生的事要绕过武汉和湖北两级司法直达最高层，这个弯子绕得太大、耗时过长，“两高”很可能也是看到疫情如此严重、舆情全国汹涌之后才下决心表态，对于预防危机没有发挥作用，同时也表明地方司法根本不独立，不足以控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

如果警察能够独立执法，拒绝执行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上级命令，至少在执行过程中“枪口抬高一寸”，那么关于疫情的信息真的有可能跑在病毒前面。当然，这种期待在中国当下显然是不现实的。“司法独立”20年来一直是“敏感词”，行政中立、“党政分离”则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后即胎死腹中。面对这两条法治国家必备的政治自然法则，我们的距离依然何其遥远。

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哪能像我们这里如此悄无声息？即便总会有部分百姓认为这是政客摆姿态，但是有没有人替你“摆姿态”，会造成天壤之别的现实效果。

另外，还不能忽视其他自然政治法则对于解决危机的作用。譬如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民族信仰和信教者的人数，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并在危机时刻组织各类爱心救援行动；结社自由让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并减轻政府负担，在危机时刻调动民间社会资源，填补大一统政府关注不到的空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经过40年市场改革之后拥有了巨大的民间资源。2008年汶川地震，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近年来的倒行逆施极大压缩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就连“公民社会”都成了“敏感词”。这次武汉疫情控制过程中政府捉襟见肘、应接不暇，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受到严重打压的公民社会缺位造成的。

归根结底，病毒谁身上都有，为什么有的人得病，有的人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抗病毒免疫力不同。危机的种子哪个国家都存在，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武汉肺炎病毒与其说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如说折射了中国日常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危机。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不仅要反思自己国家制度存在的问题，更要积极推行变革之道。

唯有如此，我们才对得起不幸离世的李文亮医生和此次灾难的众多受害者，让违背政治自然法则造成的人为浩劫不再重演。我们已经倡议将李医生的忌日，即2月6日，设为“中国言论自由日”，让人民永远不忘言论自由等宪政民主原则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或许是对李医生的最好纪念。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211/zhang-qianfan-constitutional-cure-coronavirus-china-democracy/

barry80

陶傑 - 神聖真空的世代

英國當代哲學家Sir Roger Scruton不久前在觀察家雜誌 撰文，批評當今西方社會的混亂，源於信仰真空，一切始自無神論的興起。

無神論者常常對「世界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不以為然。演化論一度之深入人心，雖然有神論者著名地以人的眼球結構，與照相機科學設計之精妙比較，證明小小的眼球不可能由無而進化為一個神蹟，雙方的爭吵從未結束。

當今的無神論，信仰的是「哲學家的神」（god of the philosophers）：安詳，全知，超越物外，是抽象思維的存在。

但是絕大多數人不擁有抽象思維，並無仰對宇宙的天問，也並不認為上帝是一切的答案。

他們的問題都關係人生：雖然生滅有序，但如何生活，如何面對人生種種遭遇，或者冥冥中有所預示的超自然的體驗。

當今西方社會應該捫心自問的一個問題是：甚麼才是神聖？為何人應該渴求神聖？神聖是超自然的真實存在，由一道來自世界之巔的光芒所照亮。

神聖並不高深，雖然也包括和先天的人生大事如戀愛，婚姻，出生，死亡。當誓言締結，或苦難得到救贖，或一個嬰兒受洗，一個垂死的人要求在他耳邊播放快樂頌。

或當一隻母貓剛下了四隻小貓，仔細舔牠的孩子黏濕的新毛，你俯身去觀看，牠戛然停止，用一對明亮的瞳孔凝視着你，這一刻，皆是神聖。

若人類沒有神聖感，應該很早就滅亡。新一代無神論者，Imagine there's no Heaven，約翰連儂誤世，令戰後兩代人希望當今之世消除宗教，可謂虛妄，就如妄想人生可以沒有死亡。

神聖是人性深處的體會，如長空閃電，如浪花擊石，如並非以科學計算電力和水力可以尋求。

無神論者主張，「自我」（self）是一種幻覺，人類無非是一個物種，正如法律無非是社會權力的一種關係，性愛無非是生育的衝動，蒙娜麗莎無非是畫布上的一灘顏色。

今日的世界，到處有人工的光環，因而無法辨別甚麼是神聖的光芒。神聖只能黑暗中才能顯耀。

在現代社會，尋求真相，視同犯罪，堅持責任，遭到訕笑，一點擊即現虛擬的性愛，愛情被視為可以刪除的營運成本，一如銀行一切智慧化，不需要員工。

但自從文藝復興，莎士比亞藉哈姆雷特之口，對人的讚頌，也是對上帝創造的謳歌。人唾棄了上帝，迷信物質和科技，也就背棄了神聖。這是今日愛滋病、沙士、武漢肺炎蔓延全球的因由。一個民族連一個李文亮醫生也不能接納，一具國家機器將這個年輕而低聲講一句真話的醫生輾碎，如此民族，無人願意從屬，如此「祖國」，只是一頭哥斯拉。一個公民，即使在一個野生動物的屠宰場中，也要找尋神聖，否則必遭天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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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发表于 17-2-2020 08:51 AM
陶傑 - 神聖真空的世代

英國當代哲學家Sir Roger Scruton不久前在觀察家雜誌 撰文，批評當今西方社會的混亂，源於信仰真空，一切始自無神論的興起。

無神論者常常對「世界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不以為然。演化論 ...

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人民的地方组织给破坏了。

如果政府体制烂的话，他们就只能等政府来救了。

所以需要跪拜。

barry80

賀江兵 - 世界工廠停擺衝擊中外經濟

以前戰狼官媒和小粉紅最愛吹噓說的一句話是：中國咳嗽，世界會感冒。一語成讖，新冠肺炎將讓世界經濟顫抖，反倒是被大陸「制裁」的台灣經濟受到衝擊最小，或能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第一和第三經濟大國美國和日本亦將受到直接衝擊，從而拖累世界經濟。

無疑，最直接遭受重擊的是疫情重災區湖北，湖北除了種植業外的幾乎所有行業都遭受沉重打擊。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到4月底，天氣變暖後疫情將會消失。這種說法與衞健委顧問鍾南山說法如出一轍。鍾南山或根據與17年前沙士對比而已，從公開訊息看，二者基本沒可比性，至今新型冠狀病毒來源尚未有國際公認說法，疫情擴散與影響遠超沙士。無論特朗普還是鍾南山的說法並無科學依據，新冠病毒在新加坡、越南等地蔓延，而這些地方現在的氣溫比中國內地4、5月溫度相當甚至還高；鍾南山1月預測元宵節會出現拐點，然而，2月12日全國暴增1.5萬多確診病例，湖北省就突增1.4萬多，其後也比之前高，沙士經驗似乎不適合本輪疫情。

退一步，假設二者說法正確，中國企業怕很難拖到4月底了。近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北大滙豐商學院等聯合對995家中小企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情況及訴求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85.01%的企業最多維持三個月，只有9.96%的企業能維持六個月以上。重慶前市長黃奇帆說：「就怕疫情沒有了，工廠也沒有了，這比起疫情本身更可怕！」地方復工阻力也很大，交通阻塞、審批複雜、招工艱難，一旦個別人感染全廠需要隔離，總之，完全復工為時尚早。

又有很多人想當然的認為，既然大多數人都不出門，電商行業是不是會跟17年前一樣紅火起來？早已論述背景完全不同，更大問題是大家都不出門，對未來的預期非常差，親見本社區春節前幾十件取貨的大門口，每日不過取貨三兩件。阿里巴巴CEO張勇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使中國陷入停擺，將會全面影響阿里巴巴的業務。服裝等商戶銷量減少一半以上。

中國耗費了約30年建立起來的世界工廠暫時停擺也對世界經濟直接和間接產生衝擊。美聯儲正密切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確實預期疫情會給美國經濟造成一定的影響」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說。他還指出，預計這些影響會很快反映在經濟數據中。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以及中國人赴美旅遊都將受到抑制。他表示，金融市場為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另一條途徑。國際金融機構紛紛下調了美國一季度經濟成長率。

對日本影響更大。與美國較早撤僑與中斷航班來往不同，由於今年日本要舉辦奧運會等，行動遲緩，也聽從WHO不斷航和按照其標準操作，甚至檢疫人員都被感染。如果日本瘟疫得不到有效控制，不僅直接影響其經濟發展，甚至會為奧運蒙上陰影。由於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被大陸叫停了自由行；由於被世衞組織拒之門外，是次疫情，台灣根本不聽WTO和其總幹事譚德塞那一套，執行比世衞嚴苛多的標準與禁令。台灣是自由經濟體中最早、採取隔離措施最堅決的，雖然不是世衞成員，但是依然能從美國等國家獲得資訊。

自中美貿易戰開打，台灣企業紛紛回遷，直接拉動台灣經濟較快增長，在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佳，新冠疫情爆發加劇了台資企業在大陸關閉工廠與回遷速度。加之從中美貿易戰引發全面對抗升級，美國主導的產業鏈大轉移，對於軍工、高科技等，甚至製藥行業，都會從大陸逐步轉移，台灣是那些企業的不二之選。由於台灣在控制疫情方面表現出色，為吸引外商和台商增加了籌碼。

加強國際合作，盡早找到疫情來源，以便對症下藥研製疫苗和抗疫良藥對於人類健康和經濟發展才是治本之策。

https://m.huxiu.com/article/340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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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发表于 18-2-2020 12:05 PM
賀江兵 - 世界工廠停擺衝擊中外經濟

以前戰狼官媒和小粉紅最愛吹噓說的一句話是：中國咳嗽，世界會感冒。一語成讖，新冠肺炎將讓世界經濟顫抖，反倒是被大陸「制裁」的台灣經濟受到衝擊最小，或能繼續保持強勁增 ...

“一场疫情，全民成了厨子，医护成了战士，老师都成了主播，机关干部成了门卫，家长成了班主任，只有孩子们，依然是神兽！
小区门口的保安都成了哲学家，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哲学问题：1、你是谁？2、你从哪里来？3、你要到哪里去？然后深情的给你一枪，看你是不是头脑发热了”。

barry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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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发表于 18-2-2020 01:42 PM

不怕 ~ 不怕。。。

因为病床不够，所以死亡率还是可以控制的。

至于那些死在家，或者倒在街的都不算数。

可控可防 ~

barry80

Upgraded 发表于 18-2-2020 01:49 PM
不怕 ~ 不怕。。。

因为病床不够，所以死亡率还是可以控制的。

至于那些死在家，或者倒在街的都不算数。

可控可防 ~

康熙大帝：悲哀啊！

barry80

邓聿文：“全国一盘棋”假象下的诸侯政治

疫情之下，中国各地纷纷采取了“封闭式管理”。时政评论员邓聿文认为，这不仅仅是疫情严峻下的反应，而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和残酷的中国，戳破了全国一盘棋的假象。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封省到封城，再到封村、封社区，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出现的一个"奇葩"现象，就是中国各地纷纷采取"封闭式管理"，以阻隔武汉和湖北来的人员，防范病毒扩散到本地。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武汉实施封城后，全国很多地方纷纷效仿，已有鄂赣辽皖等地采取"封省"措施，80多个城市"封市"，而且几乎是每个村和每个社区都实施"封闭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行人。

这似乎不像一个一贯强调"全国一盘棋"和有着大一统传统意识的国家，倒像是一个一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邦国。事实上，有舆论把各地的"封城"和"封省"称之为"战国"或"列国"，感觉重回封建的列国时代。

这的确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能让我们发觉许多被忽略的深层次问题。

固然，"封区封村堵路"、盘查行人的做法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但仅仅把它看作一种过激反应，似乎有些简单。因为此种做法并非第一次出现，17年前的Sars也曾出现过，只是范围和程度的差异，更多的，这应该是中国人对流行疫情的一种本能反应，实际上，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和社会管理中，此种"封闭心态"和"封闭管理"比比皆是，只是人们习以为常，没有觉察而已。比如中国城市的小区和单位都是"封闭"的，虽然道路四通八达，但都被一座一座的"围墙"所包围、分割和切断。

两个"中国"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国，一直都存在两个：一个是大一统的、强调"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一个是分割的、以围墙、单位和大院为代表的，各自为政和自保的中国。

前者为统治者所宣扬、推崇和灌输的"历史规律"和政道传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以"天下一统"为旨归，历代统治者，即使是分裂时代的统治者，也以统一中国为其使命。

后者表面看来被政治所排斥，但确是社会真实运作的"规则"。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它意味着只要在最高权力直接管辖不到的地方，地方统治者就可做"为所欲为"，民间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即"土皇帝"，虽然现在通讯和信息发达，但由现实权力体系和几千年遗传、继承下来的这种政治心态的混同所决定，本质上并未有多少改变。每一个权力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不仅有一个看得见的封闭围墙，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封闭政治心态。两个"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和谐"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诸侯政治与山头派系

中共的执政，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它。自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传统帝制时代，除少数年代给有功之臣和皇亲国戚封国外，虽然消灭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据，但由于皇权不下乡，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保持乡绅自治，基本上等同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武装。这也造成中国人一旦在战乱时期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接受这种教训，执政党特别注重"全国一盘棋"，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诸侯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的局面出现。故我们看到，在中共统治下，没有出现地方诸侯直接挑战中央权力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说，执政党的统治就有效规避了一个个"小王国"。由于政权层级过多，链条过长，信息传递中的"时滞"效应和监督缺乏总使基层政权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尤其是单位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造成每个单位其实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因为在改革以前，中国的单位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全面控制人的一种制度，单位之内，吃喝拉撒睡都管起来，对单位职员来说，无须与外面发生交换联系。改革之后，此种全能型的单位制度只剩下一个空壳，如今人们除工作可能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其他需求都要通过市场和交换来解决，但单位制度造就的封闭心态被保留延续下来，并被单位制度的外在表现--围墙包裹。围墙不但没有随着单位的改革和变迁被拆除，反而由于安全问题而加固，并在整个社会蔓延开。现在城市的每个小区都建有围墙，还安装了探头。人们都在围墙之内工作和生活。中国政府前些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经酝酿过拆除单位和小区围墙，打通道路的计划，但动议尚未提出，就遭到社会反对，实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度，中国出现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个省的财政状况也不一样，像广东、山东、江苏等省的财力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好，这些财力强的省份，对中央有一定的谈判空间，时被学者称之"诸侯政治"，威胁中央管治权威，这也才有朱镕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削弱地方财力进而削弱地方权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胁中央。当然，这个阶段的"强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对而言，由于执政党的组织体系贯穿于政府，而它又是一个讲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等级的政党，人事任命大权掌控在执政党特别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还是受中央节制。尽管如此，实力强的地方诸侯也确实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提拔重用。执政党用人号称五湖四海，但历史形成的山头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加之中国人本来地域观念就很强，某个派系和某个地方的官员在某位领导人当政时会受到格外关照，提拔到重要和关键岗位或者重要省份。

官员的体制性懈怠

此种用人状况在胡锦涛时期和习上台初期一度有所改变，一些在中西部贫困省份工作的官员会得到中央青睐提拔，但随着最高权威要打造一种新的全能型举国体制，小圈子选人的情况愈加凸显。比起前任，他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诸侯的坐大，其集中权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势力，不管它来自中央还是地方，保持绝对的政令畅通。然而，现实与规划总有差距，尽管他的指令无人敢违抗，全国看似一盘棋，但只要脱离了其视线，官员们就呈现体制性懈怠，无所作为，逃避责任，欺上瞒下，这实际是一种对唯一权威的消极抗议，也是权力的自我封闭。新冠病毒肺炎的扩散与它有直接关系。因为无人负责，官僚们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费宝贵的阻截病毒的时间。

同样，由于坐等上面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指令，面对各地纷纷采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尽管明知这种极端做法会给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干扰，但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下，主管部门听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负面效应全面显现，上面也发话后，主管部门才行动起来，去纠正这种现象。和sars时期政府的此类回应相比，慢多了，当年sars各地也曾出现今日的封路封城等"封闭式做法"，但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门意识到它对抗击sars的不利后，迅速制止了它的蔓延，不像如今全面开花。

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

此次疫情各地"封城"，一个直接的催化剂是武汉，如果说武汉"封城"乃迫不得已，得到上面的同意，这一举动带给各地的示范效应就是在自救的借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责任，它激发起了各地原先潜伏的对中央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消极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识和独立性要求，借助于这个特殊时机，将之变成积极的以邻为壑的"封疆割据"。

之前，在中央的压制下，地方的独立性和"诸侯意识"根本没有存在空间，现在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被复活，且以一种过度的形式出现，因为地方父母官都知道，此时以保护百姓为由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这里有一个示范过程，当第一个"封城"没事后，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封城。此时若不封城，反而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特殊时刻，对地方的权力主体来说，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服务于本地利益要高于服务于全局利益。

这种危机时候的做法，虽然不是常态，但却比常态更能反映人们包括官僚群体的真实动机。民语有，大难来临各自飞，各扫门前雪，此次各地"封城"有点类似于此。这才是一个更加真实和残酷的中国，它戳破了全国一盘棋的假象。采取高压手段完全压制地方利益，不让地方有一点自主意识和空间，将政经大权完全垄断在中央甚至一个人手上，以维持一人权威和政治上的全国一盘棋格局，其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一个个封闭的权力空间，并在危机时候以一种剧烈形式反弹，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顾全局和他人利益，甚至损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时代"的地方主义以这种曲折方式表达出来。

传统中国虽然更多强调国家一统，但地方和本土意识也很强，两者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历史，以为集权能消灭地方意识，是一种错觉，它只会使权力主体一步步走向封闭，使人们的心灵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向自我孤立，沉积下来演变成一种有分离倾向的本土意识。事实上，因为极权，无论就中国人的总体意识还是国家政治而言，比之前的改革时期，中国不是更加开放，而是进一步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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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李大眼：高光时刻的正义

大家已经都看过了红袖箍冲进民宅砸烂麻将桌并抽主人耳光的视频，也看了小伙因没戴口罩被执法人员绑在树上强行戴上胸罩的视频，还有西安老头没戴口罩被物业抽得满脸是血，女子没戴口罩被牵铁链指认型游街，以及全家举着检讨书念“我们是一家四口在家打扑克，违反了非常时期不聚集的命令，我们错了”……等等视频。

大家都知道那个湘西小镇的故事，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丈夫开了家米豆腐店，味道好、态度好，加料不加钱，大家都喜欢她。这让对面的国营餐饮店女经理很不爽，当一个国营的女人生意和颜值双败，这仇恨可转化为正义，正义就可以让她去杀人。

镇上有个二流子，形象猥琐，游手好闲，天天跑豆腐西施店里蹭吃，他因懒而穷，因穷而贱，当然被人看不起，也没女人，每晚就躺床上对一个女性小木偶展开意淫。
后来国营餐饮店女经理当了工作小组组长，回到镇上掌握生杀大权，看着二流子家徒四壁，她两眼充满正义：“已经解放了十四五年，可是我们的土改根子王秋赦还没有得到解放，看来，还是要搞运动啊！”

王秋赦就是二流子的名字。李组长提拔了二流子小王，给房给钱给他戴上红袖箍，瞬间小王眼睛就亮了，兴奋地喃喃自语：妈妈的，这运动，我支持！我拥护！

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抄别人家抽别人耳光砸人家东西，此时他代表小镇的正义。

你看，二流子小王是以雇农身份来斗争剥削阶级豆腐西施的，李组长是为了拯救家徒四壁的穷人才搞运动的，有个经典情节：李组长在批斗大会上喊了很久口号，群众们并没什么感应，哄孩子打嗑睡上厕所一片散漫吃瓜状……当她说出豆腐西施“一年居然靠开店挣了6600元”时，整个会场轰地一声，群众们忽然精力集中，怒目而向，那些眼神像几百把正义的刀子砸向豆腐西施……

故事的后来顺理成章，豆腐西施店被抄，老公自杀，她被批斗，扫大街……扫着扫着还和一个右派相爱怀了孩子，这太不正义了，因此她和右派一起被抓进大牢……

当群众基础有了，正义的基础就有了，正义有了，合法性就有了，即便过程中有粗暴的地方，也是正义的粗暴，是为捍卫群众的利益。所以抄家打耳光揪头发游街，一切都自然而然发生，谁也没觉得不对。

眼熟吧，所以只要一件事成为不容质疑的正义运动，那颗种子就像找到了宿主迅速传播开来，而且是人传人，不可防不可控。

所以你看到了不少人在说“不戴口罩传染了人怎么办，这种人打他是轻的，非常时期就该用重典，这是为大家的利益”，甚至医护人员被阻止回家都有人支持，“因为他们更可能携带病毒”。在一场正义的运动中，平时聪明的人们脑子里的选项就会奇怪地迅速减少，多选变成双选，到最后必然只能是单选。他们从不去想是否应该递去一个口罩而不是打得老头满地找牙。

无论战争、运动还是瘟疫，所有故事其实是人性故事。那个小镇，是一个缩影。那些曾被侮辱的，现在要侮辱别人，他上升无望，所以找回尊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失去尊严，游街，抽耳光，砸麻将桌，让全家四口念检讨书，这是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五十年后，我们坐着世界上最快的高铁，却还在那个镇。

作为一直充满浓浓正能量的作家，我迅速纠正上面的错误思想，发现了砸麻将机事件的那个乡长两次登门诚恳道歉，也发现比我更正能量的侠客岛也批评了这事儿。过去豆腐西施等一个道歉等了十几年，现在只等了两天，高铁真好。要放在过去，写了很多好日记的武汉作家方方就不是被攻击造谣，而是游街示众；韩红也不仅仅是被质疑，她会下大牢。祖国进步了。

我其实认为国人没有传说中那么仇富，前些年参加地震救助时我发现，他们仇富，但更仇道德，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喊马云爸爸，又那么多人抓谣点赞质疑善行。这些人潜意识已云计算过此生已无任何希望比马云有钱，但肯定有希望可以显得比方方、韩红更有道德，毕竟在我国，有道德这事儿比有钱要来得容易很多。所以正义爆棚、英雄如云，新闻让九个月身孕的医护上前线，群众22次扔下62万块钱，扔下植物人丈夫毅然上疫区，一头秀发落地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百万点赞惊慑妖孽。落霞与孤鹜齐飞，谣言共段子一色。

鲁迅说过“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砸麻将机抽耳光的执法者肯定不敢去抽那个拒绝普通病房的副厅长，他们也就只敢抽比他更弱小的。阿Q觉得小D排名是在他之下的，才敢揪住就打，那根插在辫子上代表革命的筷子，就是当年的一个红袖箍。

我又犯了片面的错误，毕竟在《西西里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也有同样遭遇，她那么美，在正义的小镇群众眼中，就是法庭律师说的“她最大的罪，就是太美了”，那些女人觉得她不仅是个妓女，还是一个和德国鬼子睡觉的妓女，剪她头发撕她衣服就是正义行为。

年轻时我一直把它当压枕毛片看，现在才觉得它其实是一部伟大的意大利正义史。无论古今中外，我怀疑高呼正义的人，他那么正义，一定有很多秘而不宣的恶心事，武如巡逻队砸麻将机，文如程抄抄剽窃不已，只要时机、温度合适，宿主存在，这类人体内某种东西一下子就开花了。
湘西豆腐西施的故事有个结尾：十几年后，那个由姜文扮演的右派出狱了，他回到镇上，正义群众又欢乐地聚在米豆腐店，忘了过去干过什么，只是二流子小王已疯了，敲着锣大镇上喊“运动了，运动了！”他还幻觉在过去，习惯性蹭豆腐吃，牛哄哄地训人，有人想揍他，被姜文制止，让豆腐西施给他盛了一碗，又盛一碗……这世上还是有好人，姜文从始到终都显得不那么正义，就是一个字写点好看点的搞破鞋的。

有人戏弄二流子“运动了！”，他兴奋的激凌了一下，眼睛又放光，说：“运动？是得搞运动了，运动又来了！”急起身敲锣跑去搞运动了。二流子是最喜欢运动的，他们没本事，懒，只能浑身摸鱼。

姜文看着二流子远去的影子，说了这片子最后一句台词：他说的兴许有道理，要是不防着点，还会再来的……

我年轻时，比现在还无知，容易正义感爆棚，至少现在慢慢明白，正义应该是块脑子里冷静的坚冰，千万别动不动就脑子发热，那容易进水。

https://mp.weixin.qq.com/s/Gz5TAkOfv8wuG5wJmRfRmQ

barry80

长平观察：新冠病毒让中国社会失控了吗？

基层“防疫人员”为非作歹，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同时制造人权灾难。时评人长平认为，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家人正打麻将，"防疫人员"冲进来掀桌子，稍有异议就扇耳光；一个人外出遛狗，"防疫人员"冲过来挥舞大棒将他的爱犬当场打死；一个女人上街没戴口罩，被拦住后争辩几句，就被锁上铁链游街，并强制录像认罪；一位老大娘在空旷的乡间路上行走，也因为没有戴口罩被铐住双手带走拘押；一个男子到河里游泳，也因为游泳时没有戴口罩被抓捕……人们惊叹：中国社会又回到了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时代"是中国人对"文革"灾难的一个形象记忆，作为一个现象描述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描述里面同时包括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最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来自官方的刻意引导。在《长平观察："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在这个"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这种规定动作之内的反思，回避"文革"灾难的真正原因即一党专制，而把一党专制的结果当作原因。红卫兵和个人崇拜都是专制社会权力失衡的表象，而不是相反，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控制住心中的"人性之恶"，或者国家碰巧遇到一个喜欢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导致了专制。
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当局秘而不宣，打压"吹哨人"，是旨在美化极权统治而操控信息的社会管理常态。假如死亡人数有限，就会在节日的歌舞升平中被完全掩盖。结果错过了阻止疫情扩散的"黄金时间"，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灾难。中国当局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控制社会，而且把灾难当作理直气壮地演练社会控制的良机。
在"红卫兵时代"的思维模式中，人们看到基层"防疫人员"没有爱心，无视人权，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容易解释成"人性的恶"和社会失控。中国媒体的报道称之为基层官员"拿起鸡毛当令箭"。这些说法既表达了对于此种现象的焦虑，又巧妙地避开了批评权力的恐惧。事实上，从当局的立场看，社会从来没有从他们手中失控，而且"红卫兵"正是他们控制社会的手段。他们给出的就是明晃晃的"令箭"，而不是媒体为他们脱罪而谎称的"鸡毛"。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正如其名称本身所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红卫兵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拥有超出"卫兵"之外的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授予。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因此，红卫兵串联全国，都由政府免费提供食宿和旅费，没有半点民间性质。
红卫兵的典型形象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毛语录，行动时高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他们就是毛泽东的打手。无论是批斗校长，还是清除"四旧"，还是虐待"黑五类分子"，他们从来没有失控到超越打手（"卫兵"）身份的地步。
对于最高权力掌控者来说，红卫兵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蝼蚁。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他们的活跃时间也就一年左右。1967年，红卫兵组织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倾轧，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迅速失势、走下"文革"舞台。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红卫兵让权力掌控者对社会失控了？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政治学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出版了若干部"文革"研究著作。魏昂德指出，在"文革"期间，大部分杀戮的制造者不是学生或者红卫兵，而是政府。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尽管胡作非为的红卫兵制造的杀戮是最令人震惊的，但（杀戮制造者）主要不是他们，而是恢复秩序的军人。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The cure was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1981年，邓小平接见香港作家金庸时说，"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这是处心积虑的打胡乱说和误导舆论。

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文革"之后，作为无法无天的政治打手，红卫兵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的身份变成了"计划生育"基层管理干部，"严打犯罪分子"的公安战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单位领导，镇压"六四反革命暴徒"的军人，利用"双规"开展反腐斗争的纪委官员，抓捕人权律师的国宝，打击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武警……今天，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迎战疫情"的"防疫人员"。
在上周发表的《长平观察：习近平为什么戴错口罩？》一文中，我指出民间讽刺李克强视察农贸市场的段子不真实，因为它假想总理被基层蒙骗，并不知情。
它折射的是一种千百年来皇权之下的子民幻想：皇帝爱民如子，或者宰相刚正廉洁，可恨奸臣当道，宵小遍地，忠谏路塞，皇帝和宰相惨遭蒙骗，十分无辜。假如他们知道了真相，那一定龙庭震怒，宝剑嗖嗖，天下清明。
同样的心理，很多人看到"防疫人员"作恶多端，以为原因在于社会失控，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明察秋毫，体恤民情，加强管控。的确如此，正如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貌似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一样，习近平一声令下，要求尊重人权，严守法规，这些肆无忌惮的"防疫人员"也会迅速变乖。可是，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这是从社会和历史的立场来看问题。如果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防疫"给他们造成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再次证明"伟光正"的机会。其中的要点就是打压媒体，管制社会。
因此，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如果当权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会反而有机会恢复人伦道德和生活秩序。

https://www.dw.com/zh/%E9%95%BF%E5%B9%B3%E8%A7%82%E5%AF%9F%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8%AE%A9%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5%A4%B1%E6%8E%A7%E4%BA%86%E5%90%97/a-52442023

barry80

陶傑：重新認識中國

中國武肺大瘟疫，令世界重新認識中國。

所謂世界，當然亦即以西方為中心。西方七十年來若對中國有真正的認識，就不必因一場武肺而大覺醒。

西方之所以對中國誤解，首先是因為對自己的不了解。

本來是了解的，但因為二十年來克林頓戰後的一代當權，左翼掌權，不但對中國缺乏深入的文化深層研究，還迅速上位於金融和學術，佔奪了包括傳媒在內的政治權力，產生了傲慢和懶惰，更因為「政治正確」，毫無必要地對西方文明自我罪疚和否定。

首先，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tarianism）有三個層次。

第一，是先肯定人性的現實。情慾、貪婪、嫉妒，都是人性的陰暗面，這一點西方早有聖經，阿當夏娃肯定了人性的原罪。先要認識，自己有何陰暗面。

第二，是在認識人性現實的基礎之上，以教養和理性，力求改善，令人更能成為一個良好的人格。

第三，在人性的社會，建立尊重、禮儀、人權的交往，成為現代人文主義的道德和法治秩序。

此三大層次，令西方建立二百年來優秀的人性文明，又以宗教改革令基督的大愛精神貫穿於人文的三大層次。加上工業科技、資本主義的發達，西方發展了個人主義精神，同時也以博愛和法治為約束。

為何西方文明國家，是第三世界許多人民渴求移民、繁殖、轉移資產的理想國？因為西方對於人性的解放、認識、改良，是中國三千年以來所無。更因為共黨的統治，將孔子儒家建立而後來殘存的那點人性的文化 —— 即所謂仁 —— 自行破壞殆盡。

中國自己的歷史喪亂，殘殺不絕。本來孔子的「仁」，流於少數士大夫的理論，缺乏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中國在歷史上，人性從未解放，因此自知性缺乏擴展，自然技術無進步。對於技術的沉滯，中國二十年來想出來的捷徑，就是向西方大舉盜竊。

盜竊產權之後，加上十三億廉價勞工成本，令中國自以為找到一條捷徑，在 GDP 和製造業方面，融入西方物質世界，從而令已左膠化的西方國家覺得跟中國已合為一體、不可分割。

但是杜林普出山，開始斬斷此一捆綁。中國自己卻製造了一場武漢瘟疫，從「一帶一路」的經濟網絡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野心理論，再一次過早地自我暴露，令西方全面覺醒。

本來中西之間，不需要如此「因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的結局，令西方以「擁抱熊貓」的迷夢開始、以排斥歧視戴口罩的病毒中國人而結束。

之所以如此，在於七十年來中國主動毀滅自己的文化中，一切帶有人性善良的部分。中國的仁儒之學，兩千年來無法改變帝王專制，但西方的文藝復興一舉將帝王和宗教專制摧毀或約束。

中國文化之中只有法家的帝王獨裁，不但保留，而且發揚光大。儒家提倡那點本來薄弱的「仁」沒有了，淪為全民的「麻木不仁」。

不仁又豈止麻木，不仁還發展出集體的愚昧與冷漠，不但自傷殘殺，還對動物殘酷。如果你相信武漢肺炎真的是出於屠食野生動物，而不是化學武器實驗室的產物，則武漢肺炎大瘟疫就是中國人至少七十年來的「不仁」招來的天譴報應。

西方的左膠，令西方迷失本性。中國的仁的文化衰退而毀滅，更令中國人進一步墮落靈魂。

就在這個時候，信仰、倫理、道德價值完全真空，在中共捆綁之下，竟然想擴張全球，以「北京模式」取代西方本來因為左膠而削弱了的文明秩序。這是一場繼一千年前蒙古向歐洲的侵略之後，另一場西方必須抗擊的戰爭。

這場戰爭最初以 GDP 和經濟發展為包裝，以盜竊知識產權為手段，把西方的自我罪疚和否定為大佔便宜的氣候優勢。當美國杜林普帶領右翼的十字軍準備建立統一戰線，中國自己卻爆發了武肺大瘟疫，人算不如天算，自行一鋪清袋。

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題精神。每一個香港人處於時代的交替、大國博奕的夾縫，無論你想選擇那一邊，都必須有非常現實清醒的認識。

https://www.cup.com.hk/2020/02/21/novel-coronavirus-rediscover-china/

barry80

馮崇義：習近平如有擔當就引咎辭職以謝天下

週三（2月19日），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發文《習近平如有擔當就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指出此次疫情失迭，習近平難辭其咎。

2020年2月13日，湖北官場大換將，由政法部門出身的原上海市長應勇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在同一天分別接任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此前2月初，中共中央已將”中央指導組”派駐湖北，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擔任副組長掌握實權，接管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應勇和陳一新在浙江與習近平共事多年，是深受習近平器重的親信。這些人事變動至少透露兩大信息。其一，習近平要通過處置替罪羊來平民憤、卸責任；其二，習近平要任用親信和政法系統出身的干部來控制湖北局面。習近平此舉，顯然毫無擔當、有虧大德。

此次疫情失控，習近平難辭其咎。就目前已經披露的信息，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未能及時控制，首要責任正在習近平本人。習近平1月28日在北京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時自稱，”對於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又發表長篇講話，強調指出”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實際上，習近平在2019年12月當已得到疫情信息。中國在2003年發生SARS疫情之後，已製定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報傳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進系統，超過三例必須啟動。按照直報程序，主治醫生、專家、或發現疫情的醫院等衛生單位應即時向各級傳染病疾控中心報告疫情。武漢金銀潭醫院（即武漢傳染病院）2019年12月1日就已收治四位不明原因肺炎病患，並陸續收治新的病患，該醫院當已按照法律要求即時上報疫情。

武漢傳染病院的醫療團隊2020年1月24日在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所依據的是從2019年12月1日至2010年1月2日該院陸續收治的41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也將7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給了武漢市江漢區的疾控中心。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根據”上級指示”向武漢各個醫療機構下發了《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各醫院清查統計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時中國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和專家組已抵武漢，並成立了由主任馬曉偉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中國政府從1月3日起一直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香港政府也於1月3日啟動疫情防控措施。

及至1月5日，武漢、北京、上海等地的醫療衛生機構都已測出引發肺炎的冠狀病毒全基因組系列，並陸續公之於世。由此看來，習近平早在2019年12月、最遲在2020年1月3日之前就已經收到了疫情報告。 2020年1月7日之前，習近平對疫情作了哪些指示？ 1月7日習近平指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為什麼黨國媒體當時沒有任何報導？為什麼直到1月20日習近平和黨中央才作出採取應急措施控制疫情的決定？從1月7日到1月20日之間，習近平還對疫情作出了哪些指示？

聽其言而觀其行，我們所看到的是，黨國當局在疫情爆發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封鎖信息、隱瞞疫情、欺騙民眾，並採取對疫情進行冷處理的昏招，坐失病患初發時有效控制疫情的機會窗口。根據網上廣為傳播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2020年1月2日的電子郵件，國家衛健委電話通知要求，不允許向外界，包括媒體、自媒體、社交媒體、合作的技術公司公佈這次肺炎情況。這個郵件尚未由王延軼確認，我們也無法確知國家衛健委是根據誰的指示發出這一通知。但是，國家衛健委發布這個通知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在事實上，中國有關當局正是按照這樣的要求行事，沒有依法啟動疫情預警，沒有依法向社會發布疫情信息，而是嚴厲封鎖真實信息或散佈禍國殃民的虛假信息。

2019年12月30日，奮戰在武漢抗疫一線的專業人員憑著天地良心在微信群披露疫情的可靠消息，受到黨國當局野蠻打壓。李文亮醫生等”武漢八君子”立即被沒有醫學專業知識卻由黨國授權作惡、手握生殺大權的當地公安人員安上”造謠惑眾”的罪名嚴加”訓誡”，並由中央電視台等黨國媒體廣泛報導這一整肅。此後，當局反復發布通告，禁止醫務人員通過面談、電話、短信、微信、微博、郵件等方式在家庭聚會及公共場所向親朋好友談論關於疫情的進展、救治過程與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則嚴懲不貸。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視採訪時還透露，他之所以沒有在1月20日之前及時披露疫情，是因為上報之後沒有獲得中央的授權。黨國上下就是這樣殘酷剝奪公眾的知情權。
與此同時，國家衛健委和湖北、武漢衛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眾隱瞞疫情並刻意散佈欺騙公眾的虛假信息。他們竭力隱瞞病患人數、病患嚴重程度和死難人數。他們明知，武漢各醫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經人滿為患、諸多醫護人員中招感染、病毒來勢洶洶通過人傳人迅速擴散，卻一直昧著良心在發布的通告中造謠說”沒有新增病例”、”未見明顯的人傳人”、”沒有醫護人員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有關當局在疫情爆發的一個多月時間內明目張膽、喪心病狂地封鎖信息、隱瞞疫情、欺騙民眾，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執行黨國的政治任務。他們或者是按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行事，或者是按照習近平所定的規矩行事，首要責任都在習近平本人。國家衛健委等部門是否按照習近平的具體指示行事，最可靠的核對方式是全部披露習近平這段時間的指示。如果按照黨國上下的行動來推斷，奉旨隱瞞和奉旨造謠的可能性甚大。

這段時間的黨國媒體宣傳，鋪天蓋地都是歌舞昇平、歌功頌德、營造節期喜慶的醉人氣氛。 2020年1月11-16日，湖北人大、政協兩會在武漢如常舉行。 1月18日，有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武漢百步亭”萬家宴”大聚餐喜氣洋洋地舉辦。北京青年報2020年1月20日發表一篇很有來頭的評論，題為《莫讓流言沖淡春節的年味》，中央媒體立即廣泛轉載，很可能是傳播習近平早些時候的金口玉言。 1月21日，湖北春節團拜會在武漢如期舉辦，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觀看演出。 1月23日武漢已經宣布封城，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依然隻字不提湖北疫情，而是大談中國夢，大談過去一年內”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科技創新捷報頻傳，脫貧攻堅成效顯著，民生事業加快發展，國防和軍隊改革紮實推進，全方位外交成果豐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黨國百官之所以要處處奉旨行事，是因為習近平確立了新的政治規矩。習記朝廷的最高政治規矩是”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和”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其他常委對習近平也要如臣事君、定期向習近平述職受訓。整個黨國由習近平”定於一尊”，任何人都要俯首聽命，而且”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一旦他認為哪位黨政軍高官對他有異心或忠誠度不夠，就有可能以反腐名義進行清洗。受這種政治規矩驅使，平庸的黨國百官或者為規避風險而不作為，或者為獻媚邀寵而順著習近平的意趣亂作為。當他們發現習近平一門子心思營造盛世幻象、一門子心思維護政權安全、變本加厲推行”穩定壓倒一切”路線，他們也就跟著這種調子起舞，一邊奉旨撒謊、一邊欺壓民眾，從而使黨國政權的穩定壓倒良知、壓倒真相、壓倒法律、壓倒生命尊嚴。可憐的百姓就這樣在被欺騙、被蒙蔽、沒預警、不設防的環境和氣氛中，大規模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等到習近平為首的一眾黨國官員嚴密控制輿情而過夠了歌功頌德、歌舞昇平的癮，再回過頭來對付肆虐的疫情之時，疫情已經失控。情急之下，他們又魯莽地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毫無預備的條件下貿然於2020年1月23日對武漢等城市實行史無前例的封城，突如其來地給中國廣大民眾造成極大恐慌、使中國廣大民眾付出本可避免的代價。

特別是，他們沒有及時採取必要的配套措施，由封城、封村造成大規模的交叉感染和其它人道災難。黨國當局在封城之後沒有及時安排足夠的醫院和醫療設備檢測和收治病患人員、沒有安排適當的場地隔離病患和疑似病患人員、沒有安排足夠的設備保護尚未受感染的人員，使得眾多湧到醫院排隊接受檢測的人員、被趕回家由家人照顧的病患人員、以及沒有足夠設備保護的湖北本地和從外地徵調的醫護人員紛紛受到感染。眾多不幸患上病毒肺炎的人員和疑似病患人員，受到種種非人的歧視；眾多不是肺炎的其他重症病患人員，因為醫院和醫療設備被擠占而自生自滅。武漢等地封城兩天之後，”中共中央應對武漢肺炎疫情領導小組” 於1月25日才宣告成立。而且，8年來野蠻霸占十多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領導小組組長職務的習近平，此時卻不願或不敢擔責，由有職無權的李克強總理擔任小組長。這個小組配備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刀筆吏，配備了負責維穩的中宣部長和公安部長，卻沒有配備疫情防控的專家，也沒有配備可以緊急調度救援力量和物資的軍方人員。武漢等地封城之後，習近平不僅沒有到武漢一線視察疫情鼓舞士氣，而且躲避多日不見人影。全國各地支援湖北的醫護物資遲遲沒有到位，而且只是杯水車薪。在這種由人禍造成的國難深重、民怨沸騰之情形下，黨國的宣傳機器還大肆進行國家主義愚民宣傳，鼓吹領袖英明、”中國速度”和黨國製度的優越性，實在是無恥之尤。

習近平及其跟班們的胡作非為，使得疫情迅速蔓延、造成當今世界罕見的舉國災禍，而且禍及世界近30個國家和地區。按照中共黨國官方公佈的數字，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7萬人（其中有近兩千醫護人員），累計死亡人數直逼兩千（實際數額要大得多）。這一災禍對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習近平效顰毛澤東，到處顯擺帝王氣象。他揮霍天量民脂民膏大舉操辦各種”萬邦來朝”的盛會、在全世界大撒幣，對中國的醫療投入卻十分吝嗇，造成醫療設備和醫療物資奇缺，在應付疫情中捉襟見肘。許章潤教授發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歷數習近平亂政禍國的種種亂像，許志永博士發表致習近平的《勸退書》，社會各界人士就武漢疫情和李文亮事件的多份聯署公開信也要求追究瀆職官員和體制的責任並啟動政改。這些有識之士冒著巨大風險發出的肺腑之言，體現中國億萬民眾的共同心聲。

毫無疑問，習近平如果還有半點擔當，早就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
習近平德不配位、志大才疏，而且冥頑不靈、蠻橫跋扈、心狠手辣，由他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確實是中華民族的巨大不幸。除了打江山的梟雄，專制政權的”領袖”登基擴權，靠的不是能力，而是製度之惡和可乘之機。毫無從政經驗的小混混金正恩，在北朝鮮能夠大權獨攬、呼風喚雨，當然不是因為他有特別本事，而是全憑”白頭山血統”和殘忍無道的金家王朝制度。習近平本也是無德無能的平庸官僚，在黨國逆淘汰機制中混跡幾十年，從未有過可圈可點的政績。他被挑選當上中共總書記並順風順水地成功擴權，純粹得益於共產專制的製度之惡和權力博弈的意外機緣。當年，紅二代頑固保守勢力為保住風雨飄搖的江山，將習近平當成政治強人的擁戴；溫家寶等良知未泯的中共官員，為防止”文革悲劇重演”而對薄熙來繩之以法，為習近平清除了最強勁的權爭對手；江澤民、李鵬等前朝元老，為了保護家族利益而極力扶持籠絡習近平；胡錦濤為了借力打擊江澤民以紓解十年受壓之芥蒂和閒氣，將所有政治資源向習近平拱手相贈。而中共黨國專制體製本就將獨裁權力賦予黨魁，黨魁如果是權欲薰心之輩，就可藉制度之力無限膨脹、為所欲為。
習近平謬承大寶八年以來，一直胡作非為、誤國誤民。因為他的無知，習近平在經濟建設方面一事無成，他所”親自部署”的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等項目全是勞民傷財的爛尾工程，而且他通過”做大做強”國企和在各類企業中加強”黨的建設”嚴重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造成愈演愈烈的經濟滑坡。由於他的狂妄，習近平在外交方面盲目出擊、出頭充當全球專制流氓政權的領袖、挑戰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罪了所有周邊國家，特別是迫使美國徹底改變國家安全戰略來對付中國，使中國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

由於他的野蠻，習近平在內政方面危害最大，他以黨代法、將反腐倡廉變成以黑反貪的政治清洗和政治迫害，特別是對中國公民社會和自由言論空間進行系統的毀滅性打擊和摧殘。習近平至今仍然執迷不悟，拒絕改弦易轍。目前中國民眾因李文亮事件和政府防疫失靈而民怨沸騰、強烈要求言論自由，但是黨國控管訊息、壓制輿論的監控系統沒有絲毫鬆動，而且以抓捕義士許志永的行動來表明他們不打算對公民的壓力做出讓步。

習近平裝神弄鬼、誤國誤民，其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基本認知和價值觀念整體上落後於時代、違反人類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習近平的所作所為與人類主流文明背道而馳，錯在大方向。正像2013年筆者參與發起聯署的《公民憲政共識》所說的那樣，習近平接班登基的2012年，由於薄熙來、周永康等黑惡勢力的倒塌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公民觀念水位的提升，中國曾有憲政轉型的難得機遇。

但是，這個機遇被蒙昧而殘暴的習近平埋葬了。習近平上台以來大開歷史倒車，為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而橫衝直撞、心勞日拙。他利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個人崇拜這些毒素重新全面激活各種極權因子（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革回潮”），使那些已經被逐步邊緣化的極權主義打手和魑魅魍魎重獲機會為害人間，使那些已經逐步鬆弛疲軟的極權統治機制得以迴光返照，使自知理虧而已經有所衰退的黨國鎮壓意志重新得到強化。

習近平本人已經成為中國迷途知返、改弦更張、重振國運的最大障礙，不能留在大位上繼續造孽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也不是一黨一派的天下。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政權和天下公器豈容一家一姓、一黨一派長期壟斷？有幾千年文明歷史和幾十年憲政經歷的中華民族，豈能不享受憲政民主的人類文明成果？世界上所有長期繁榮穩定、實現公平正義的國家不都是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嗎？

中共黨國長期用專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毒素毒害國人，宣揚中國一旦沒有了中共的專制統治，一旦中國變成一個正常國家，有民選政府、軍隊和警察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共產黨、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中國就會天下大亂、血雨腥風、血流成河，誣衊中國人這個種族只配充當奴隸和奴才接受專制統治。吾國先賢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勇敢告別一家一姓的專制政權而創造中華民國的輝煌，當今國人不能不勇敢告別一黨一派的專制政權而擁抱憲政民主。這次專制之惡所導致的疫情失控，警示國難人禍的製度根源，再一次以血的教訓告誡國人，沒有憲政民主之下的法治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歲月靜好”就像鏡花水月一樣虛幻。

英勇港人在”反送中運動”中展現對憲政民主的決絕訴求和”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台灣民眾用他們的選票表明捍衛自由民主的決心和信心，如夢初醒的大陸民眾也正在發出爭取言論自由的怒吼，似乎預示著中國國運之轉機正在來臨。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正像毛澤東的離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契機一樣，習近平離開政治舞台也會給中國的憲政轉型創造契機。

https://berlinerbericht.de/2020/02/19/8493/

barry80

李怡 - 專家定調和最高層定調

美國CDC呼吸系統疾病中心主任Nancy Messonnier前天說，武漢病毒在亞太以外的國家散播，加重了美國疾控的憂慮。現在已經不是爆發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甚麼時候會發生，多少美國人會染病。她提醒公眾，要做好日常生活受影響的準備，比如學校停課，不能去公司上班等等。三藩市宣佈了地區性的緊急狀態，應對新病毒的擴散。

對於中國來說，美國對疫情的反應無乃過份緊張，製造社會恐慌。畢竟美國只有57確診病例，而且有43例是美國從武漢及鑽石公主號郵輪撤回的美國人，美國境內確診只14人。

但作為一個憲法嚴格規定由民意授權的國家，對這種關係到人民安全的事，一定是寧緊莫鬆，必須作最壞的準備，而不是極權國家掌權者的心存僥倖。因為除了三權相互制約之外，還有人民對三權的制約──可以直接表達意見的言論自由。

印度裔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曾經在他的研究中證明，在現代社會裏，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他又指出，儘管人類還無法杜絕包括大型傳染病在內的大災難，但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會有利於全社會更早地警覺災難，盡早地對大型災難進行預防和救助，而不會為了一個政黨統治的所謂「穩定」而貽誤時機。民主機制一定能夠減少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極權政治會使小範圍的疫情釀成大災難的原因之一，就是對疫情的隱瞞。當權力越來越集中和絕對，對人民和媒體的管控也會越來越絕對。而管控人民最嚴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護人民最無能的政府，這是一條與物理法則幾乎一樣可靠的政治法則。

幾天前，大陸網頁有一帖文說：「如果武漢媒體是真正的媒體，報社的老總是真正有擔當有良知的新聞人，武漢還會爆發疫情嗎？」帖文回顧2003年沙士疫情，指出當時廣州有幾家媒體，儘管也是官媒，卻冒着違抗上級意旨的風險，搶先報道了有關疫情。2月10日，廣東省委下發通知，要求省內各級新聞單位一律不得採訪報道非典，但是《羊城晚報》當天在頭版率先刊發廣東有非典肺炎的消息，其後廣東各媒體也跟進。2月中旬，南方疫情已趨嚴重，但此時北方各大媒體依然保持沉默。《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聯播，直到3月底才有非典的報道。帖文說，沙士能夠較快得到控制，不能不說同這幾家媒體的勇於報道有關。

但這次武漢疫情失控，是因為武漢各報社老總沒有「有擔當有良知的新聞人」嗎？2003年廣東有幾間媒體勇於報道，而到現在一間這樣的媒體都沒有，這說明基本上不是人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是因為近年來，中共的統治權力已發展到一人專擅的獨裁體制了。

2月22日，官媒新浪財經報道，指「最高層重磅定調：疫情得到初步遏制，拐點尚未到來。」初步遏制，不是專家的科學判斷，而是「最高層重磅定調」，目的就是要各地除湖北外，強制復工。有甚麼效應呢？2月23日新浪財經客戶端報道：「復工兩周，深圳華潤萬家等多家企業爆確診，超600人被隔離。」

從美國專家對疫情爆發如此緊張，就知道憑「最高層定調」的復工潮會多麼危險。如果中國未來疫情沒有新一波的爆發，那完全是因為幸運，而不是基於科學。上周，深圳公安局宣佈推出疫情防控期間特別申請通道，讓大陸居民赴港。這意味中國疫情若有新爆發，必再度禍及香港。林賤政權對韓國封關，對中國則仍然中門大開，那是怎樣的壞心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