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龙女郭香 于 23-5-2017 04:23 PM 编辑
房价暴涨,教育资源集中,精英寡头化,奢侈品的大量消费,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方向,阶层固化。 《人民日报》今日发文,说没有阶层固化这点事,并拿出王宝强举例。 编者要说,这个例子用得非常不好,一个社会,要到用演艺明星来证明,阶层流动的存在,那么恰恰说明,阶层已经固化。
为什么这样说? 突破阶层这件事,注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谁能做到呢?看过复仇者联盟,大家应该都能总结出一个道理: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 阶层上升这种事谁能做到?变态能做到,具有优良基因的人才能做到。寒门子弟能做到的有三种人: 1、颜值天才 2、体能天才 3、智商天才 看阶层固化严重的南美,南美盛产两种人,一种是选美小姐,一种是足球明星,为什么?因为穷人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这两条路才能实现逆袭。 1952年到现在,共有65位世界小姐,拉丁美洲占了26位,单委内瑞拉就有7位,足球明星更是大量来自贫民窟,贫穷家庭的希望就是男孩子当球星,女孩子选美当小姐,只有这种靠天吃饭的模式才能暴富。 所以,用演艺明星来论证阶级固化不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颜值和体能是一种稀缺资源,很大一定程度是天赋决定的。 王宝强虽然不漂亮,但“千旦易得,一丑难求”,他作为笑星丑星的天赋基因,甚至还要高于很多漂亮的女星。
一个只有靠基因变异,才有实现逆袭的可能,如果这还不叫阶层固化,那就没有什么社会应该叫阶层固化了。 更冷酷的现实是,当穷人只能靠变异完成逆袭,而就连变异这回事,都变得不太靠谱。 2003年联合会杯,喀麦隆体壮如牛的足球明星维维安·福在万众瞩目之下,猝死倒地,他的死是由于长期高强度运动引起的心脏病。 比赛强度和密度越来越高,要维持高水准的竞技水平,天赋运气都不可或缺,能占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然而就是这样的天才,也随时可能轰然倒地,或者是被新一代的天才们无情取代。
随着商业体系的完善,就算是这两条上升之路,贫民窟的孩子也越来越难以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竞争,因为富人在婚配时会选择更好的基因,良好的营养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容易让他们牙齿更整齐洁白,身材更高大,体能更充沛。 整容技术和塑身训练的发展,更让颜值的天赋基因被稀释了,普通人照样可以通过整容获取美貌,体育竞技中大量科技元素的注入,高强度训练比赛中可能造成的意外,都让这两种逆袭越来越难。
靠颜值,靠体能都不行,那么靠智商呢? 真正能逆袭的只有智商天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即使是天才,由于后天教育条件的缺失,大量的平民天才的天赋被浪费,一生被埋没。 智商首先是一个需要高成本才能维系的一个复杂体系,只有接受成体系的教育才能获取。博主东东枪讲过一个故事,80年代,某大学数学系来了个老农,拿着一堆手稿给教授看,说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数学问题。手稿上都是奇怪的符号,一群学者专家研究半天,终于搞明白了,大惊失色:您发现的这个东西叫微积分啊。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独立发现了微积分。如果他能受到良好的数学教育,那么他该有什么样的成果呢?但是他的智商天赋就这样被消耗在了田间劳作中。
听完这个故事,我只想大哭一场。 我们常说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什么是起跑线?父母就是孩子的起跑线。 何况,即使天赋优越,后天又比较幸运,知识能给你的,也只不过是让你从底层跳到中层,真正上层的通道依然是关闭的。要想奋力一跃跨入上层,是要讲资源互换的。 社会资源中,真正稀缺的资源,只有三种,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二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 要获取这种资源有多难?《人民的正义》里,祁同伟身为一个厅长,跑过去给退休的老干部挖地,年轻时直接跪在领导父母的坟前哭坟,可有人想过吗?为什么要哭坟,为什么挖地,因为这种在上层阶级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对于毫无背景的寒门子弟而言,就是一辈子无法企及。 而真正让他迈出关键一步的就是迎娶政法委书记的女儿,祁同伟靠的也不是智商,还是颜值。
平民与贵族,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和处事方式,沙瑞金、侯亮平、陆亦可这些身后有背景的人,心态完全放松,可以安心地干工作,走仕途,因为他们不用去寻找政治资源,他们天生就自带政治资源。而这些没有背景的官员,要么削尖脑袋钻营,要么早早放弃仕途,伤心人别有怀抱。
就算祁同伟这样的寒门子弟靠出卖尊严,靠婚姻打开了上升通道,他被人怎么看待呢?侯亮平的妻子钟小艾提及祁同伟,就说了一句话:摆不正自己位置。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叫“朕不给,你不能抢!”换言之,你也配?
同样是农门子弟出身的李达康,一辈子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有朋友,甚至不敢相信妻子,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变态,除了工作没有任何欲望,为什么?因为他不敢有,对他而言,行差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而他的幸运,也不完全是他的敢打敢拼,而是因为他非常幸运,曾经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在他捅出一个大篓子的时候,他的上级和同事都选择了保他,保他的原因也简单,他有资源。 这种人既是天才,又是幸运儿,靠天赋和幸运实现的逆袭,没有任何社会意义。
我们高贵 因为我们的父母高贵
如果一个社会,寒门只能通过变态才能完成阶级跃迁,那么阶层固化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不光是权力的争夺打破头,很多人看过《爸爸去哪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星二代们,这么小就出来圈粉,未来的孩子想进入演艺圈,怎么跟他们竞争? 就连最容易逆袭的道路都面临逐渐收窄的现实,何况其他?只要看看这个社会,留意一下新闻,就会发现,这种二代现象比比皆是,星二代,作家二代,但凡只要掌握一点社会资源,就有人想要把这种资源继承下来。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 同样是稀缺资源,我给谁都可以,我为什么不留给我儿子呢?
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阶层的人都会利用上升通道的把持来关闭大门,连中产阶级都知道在上车之后,盼着公共汽车快点关门,何况那些手握强大资源的阶层呢? 中世纪一个欧洲贵族说过,我们高贵,因为我们的父母高贵。一语道出真谛,豪门比寒门高贵的不是奢侈品的使用,不是子女的教育,而是血缘。所有的社会形态,到达一定程度都会出现阶级固化。阶级固化是一种历史常态。
通过血缘继承权力、金钱和其他资源,是所有社会的必然。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社会自然如此,两汉时期的中国实行察举制,当经学的解释权掌握在学术世家的手里,这些掌握知识的人,累世经营,逐渐完成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再次出现门阀政治。 隋唐打破门阀的垄断,实行科举制,但唐代的科举,主持考试的官员除详阅试卷外,有权参考举子平日的作品和才誉决定去录取。所以,士子们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以期望获得推荐,这就是有唐朝特色的制度,行卷。 谁能行卷?寒门子弟连贵人的门都进不去,能行卷的自然非富即贵
从唐代开始,科举还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也就是官场中的座主门生制度。崔群是唐朝名相陆贽所录取的进士(与韩愈同榜),后来仕至宰相,为官清正,他的夫人李氏劝他多买良田,为子孙将来打算。这个崔群笑着说,“我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他曾以礼部侍郎主持科举,录取进士30人。 夫人就提醒他:“往年你身为知贡举,却派人告诉他的儿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引起非议。如果门生真是美庄良田,那么陆氏的这一庄便荒废了。” 崔群把自己录取的进士称为良田,妻子却提醒他,他也是陆家的良田。你不让别人种,你的地也不会给人种。从古至今,上层之间就懂得利益互换,而且做得毫不显山露水。
这套座主门生的潜规则,一直玩到大清灭亡,尽管进士考试经过从作诗到策论,再到八股文的转变,但座主提拔门生,门生反过来回馈座主子孙,这种隐秘的权力继承制度却一直存在。这种制度之下,看似公平的考试,实际上掌握资源的人互相庇佑,就是把持了政治权力的继承,大唐也好,大明也好,这些士绅,通过门生、故吏、同乡、同年,结成一个庞大而绵密的社会网络,寒门子弟几乎无法进入这个网络之中。 就算到了民国,精英大学生几乎全是上层阶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从未改变过。
那么,在这个阶层固化的时代,普通人怎么办?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说法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连刘邦、朱元璋这种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都能做皇帝,“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答案就是告诉我们,要实现阶层上升,就要革命。 古往今来,真正能大规模实现逆袭的只有一条路,革命。 刘邦芒砀山揭竿而起,后来建立大汉帝国,依靠的骨干力量都是老家丰沛旧人,樊哙是屠夫,夏侯婴是车夫,参加革命,封侯拜将都不在话下。 朱元璋占据集庆之时,当时有诗人描绘城中景象:马上短衣皆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朱元璋集团用的都是他的老乡淮西人,这些淮西人在城里,骑高头大马啊,梳起头发穿戴衣冠,这些淮西人后来跟他追亡逐北,实现了阶层的上升。
提到造反,很多人都会摇头,说霍老爷你太坏了,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多少人都化成了白骨。陈胜吴广不是个个身死名裂? 那咱们就说造反失败的,就算是失败也是大有好处。明末农民起义,最早起义的人,大多是陕北农民。 李自成是邮政职工,张献忠是公安前干警。张献忠有个养子李定国,本来只是一个贫苦农民,若不造反,只能沦为饿殍。虽然张献忠李定国投了南明,反抗满清,最终兵败。但他的儿子投降满清后,先后任陕西宁夏总兵。革命虽未成功,到底给儿子混了个冷猪头吃。 革命的大目标是改朝换代,小目标是封妻荫子。大目标没有实现,小目标实现了,不也算没有白活吗? 这就是革命的好处。
很不幸,我们生在一个很难革命成功的时代,有句话叫“后膛枪时代无革命”,说的就是在后膛枪出现后,几乎已经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因为在后膛枪时代以后,军队逐渐职业化,普通平民和职业军队的战斗力差距过大,革命几乎没有成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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