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

heankeng

成吉思汗,蒙哥, 忽必烈有上榜吗?? 排第几?

yongszewei

原帖由 heankeng 于 27-9-2005 03:06 AM 发表
成吉思汗,蒙哥, 忽必烈有上榜吗?? 排第几?

现在还言之过早，楼主也要花时间来整理吧？？
不过看了楼主的贴子，倒让我眼前一亮，原来我是那么地无知。

sade

第一我首推忽必烈（kubai khan?)
是真正的世界统治者。。
第二我觉得是巴比伦的那个什么流士。。（记不住了）
第三我选alex...
其他的人选还有napoleon, osamn of ottoman empire, ....etc

[ 本帖最后由 sade 于 27-9-2005 10:47 AM 编辑 ]

听雨楼主

亚历山大一世 （1777—1825） 俄国沙皇（1801—1825在位）。

　　在俄国历代沙皇中，他是最难以评价的一位，动荡的年代更反衬出他思想的复杂性。从小，他成长于祖母叶卡捷琳娜和父亲保罗的互相矛盾敌视的环境中，他在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既得祖母的欢心，又得父亲的重视，初步显示出这位“王座上的演员”的能力。

　　他矛盾的个性还表现在他的思想上。沙俄皇宫是欧洲最顽固的专制主义堡垒，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亚历山大，却深受具有共和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老师拉阿尔普的影响。后来，他的铁蹄在追击拿破仑的战争中踏进法国这个启蒙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更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曾经这样评价过同他的统治根本对立的民主自由的思潮：“也许这些东西都是幻想和错误，可这都是我年轻时赞同过、信奉过的东西，不应由我来进行惩罚”。

　　1796年，一代女皇叶卡捷琳娜驾崩，她临终曾立下遗嘱，由孙子亚历山大直接继位，但最终还是由亚历山大的父亲保罗抢先登上沙皇宝座。实际上亚历山大知道内情，但没有显露出意见。

　　保罗一世即位后，他乖戾暴躁的性格和他联法抗英是政策都引起了贵族阶层的深深不满，他甚至与拿破仑约好远征印度，导致大批官兵无谓的牺牲。1801年，参政院官员、近卫军官兵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保罗一世在寝宫中被勒杀，惊恐万分的亚历山大在半推半就中成为了俄国新沙皇。实际上，亚历山大事先知道政变阴谋，而且默许了政变之后由他继承皇位。尽管此变化符合俄国的发展利益和多数人的意愿，但亚历山大还是长期深受良心的谴责，这也是造就他复杂性格的一大原因。

　　1803年起，老谋深算的廷臣阿拉克切耶夫开始掌握了权力，终亚历山大一代，他一直是决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阿拉克切耶夫主张下，亚历山大前期内政上的最大的举措是推行军屯制度，就是在国有的土地上推行兵农合一的制度，既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后备军队，又使其自给自足，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

　　亚历山大的皇座逐渐坐热之时，正是拿破仑强悍的黑影逐渐逼向俄罗斯庞大臃肿的身躯之际。1804年，亚历山大确立了联英抗法的决策，1805年亲任俄奥联军总司令，12月在捷克的奥斯特里茨第一次亲身领教了拿破仑这个科西嘉怪物的厉害，损失惨重之后乘夜逃脱。

　　1806年，拿破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普鲁士，进入波兰，这严重威胁到了沙俄的利益，亚历山大不得不再次组织抵抗。1807年波兰战场，本格尼森率领的俄军节节败退，亚历山大被迫求和。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在涅曼河中心的木筏上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亚历山大又一次将他“演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双方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实际上是法俄两国瓜分欧洲的协议，两国结盟，瓜分波兰，俄国承认拿破仑在欧洲各国的既得利益，法国则允许亚历山大在瑞典和巴尔干“自由行动”。利用这个“自由行动”，此后的几年，亚历山大使北极熊的贪婪本性重新发作起来，1809年入侵瑞典，夺取整个芬兰和瑞典本土的一部分。1811年，再次入侵土耳其，夺取了摩尔多瓦东部地区，后来，还吞并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

　　但很快，俄国同拿破仑的关系破裂，又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导火线是波兰问题，拿破仑坚持要在波兰地区建立一个华沙公国，但俄国绝不肯让出其已经得到的肥肉，但矛盾的根源还在于俄国参加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严重损害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商贸利益，迫于压力，亚历山大又重新向英国靠拢，这就触怒了拿破仑。

　　1812年6月，拿破仑40万大军跨过涅曼河，直逼北极熊的心脏。一开始俄军节节溃败，几乎无还手之力，斯摩棱斯克很快失手。亚历山大被迫重新起用老将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在波罗丁诺与拿破仑大战一场之后，就决定放弃莫斯科，诱敌深入，让俄国广袤的国土“像海绵一样吸干拿破仑这股洪流”。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后，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这也可算是另一个版本的“空城计”吧），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俄军，后方的补给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接着，俄国冬天的酷寒又即将到来。而且，拿破仑的军队中爆发斑疹伤寒，“斑疹伤寒将军”的杀伤力超过任何一位敌将。在试图与亚历山大和谈被拒绝后，拿破仑被迫撤退，沿途屡遭俄军袭击，狼狈不堪，拿破仑乘轻便马车只身逃回法国。

　　亚历山大迅速组织起了有俄、英、普、奥、瑞等国参加的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10月莱比锡一战（此战被称为“民族之战”，因为欧洲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人参加，而且也确实关系到每个民族的命运），联军终于打败了重新组织起来的拿破仑大军。亚历山大以“解放者”的身份，同普鲁士国王、奥地利首相一起雄赳赳地踏上法兰西的国土。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宣布投降，拿破仑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

　　战后，欧洲各国代表在维也纳举行大会讨论战后新秩序问题。除土耳其外，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俄、英、普、奥四大国。亚历山大与普鲁士国王结成联盟，主张由俄国独吞波兰，由普鲁士得到萨克森作为补偿，但遭到奥、英的强烈反对，几乎要爆发战争。与此同时，拿破仑奇迹般回到法国，重新建立拿破仑帝国。这终于促使正在维也纳打口水的各国政要团结起来，迅速签署了《最后文件》，亚历山大如愿以偿得到了波兰的大部分。很快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亚历山大第二次胜利进驻巴黎。

　　在亚历山大倡议下，欧洲各国组成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已经有了后来国际联盟、联合国的雏形，但在当时的作用是协调各国政府的关系，以便共同镇压各国国内的民众运动。1820年，这个“以正义、仁慈、和平为宗旨”的同盟，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在亚历山大建议下组织镇压了意大利、西班牙的革命。

　　但颠峰时期的亚历山大，却出现了另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亚历山大好象变了一个人，精神和意志急剧退化，喜欢独处，越来越深居简出，思想上逐渐倾向于神秘主义，对东正教越来越虔诚，多次表示希望退位。

　　亚历山大据说与欧洲各国许多贵妇有过私情，甚至还传说他有恋妹癖，但他只对“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感兴趣，终身没有留下一个后代。1825年，史载亚历山大暴卒，但据说他实际上只是循入空门，后来还以修士库兹米奇的身份出现过。如前所述亚历山大思想和行为的诸多难以理解之处，给俄国历史留下了诸多谜团，使他被后人称为“至死如谜的司克芬斯”。

　　亚历山大一世时代，通过一系列战争，主要是与拿破仑的战争，使俄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在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基础上，又向欧洲心脏地带推进一步，当他的铁蹄踏遍欧洲各国时，已毫无疑问是当时的欧洲霸主。我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是沙皇俄国历史的全盛时期。而他作为主要参与者通过维也纳诸条约、“神圣同盟”建立起来的欧洲新秩序，历经19世纪中期欧洲政治版图的多次变迁，一直到一战后的凡尔登和约才被完全取代。主要是因为这些，他被列入本排行榜中，位居第87位。

听雨楼主

　推古天皇（554—628年），日本女天皇（592—628年在位）

　　推古女天皇，是日本的第33代天皇，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称为“天皇”者。她在位期间，任用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史上第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将日本带入了汹涌澎湃的改革世纪——七世纪。

　　推古女天皇，原名为额田部皇女，谥为丰御食炊屋姬。她是第29代钦明天皇（539—571年在位）之女，后来嫁给了同父异母兄、第30代敏达天皇，以皇后的身份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关于额田部皇女的早期生活记载不多，但从敏达天皇到崇峻天皇时代日本政局的变化一直在朝着向她有利的方向发展。她是朝中实权人物苏我马子的外甥女，早期彼此关系十分密切。587年，第31代用明天皇驾崩，朝中局势混乱，额田部皇女与苏我马子积极配合，支持苏我马子将宿敌物部氏灭族，并杀掉物部氏企图拥立的穴穗部皇子，拥立了崇峻天皇。不久，崇峻天皇因显露出对苏我马子的严重不满，苏我马子先下手为强，将其谋杀。于是，额田部皇女成为无可代替的人选，被苏我马子推上天皇宝座，成为推古女天皇，她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女天皇。

　　推古即位之时，国内局势混乱不堪，固有的部民制（奴隶制）弊病丛生，地方豪强不断兼并土地人口，以实力对抗中央，势族大姓争权夺利，其骄横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在日本的西面，重归一统的中国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受先进的中国文化催化而产生变革也是必然趋势。推古女皇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她本人的才能卓著，或雷厉风行，而在于她用好了圣德太子这个人物。她即位之后第二年，便册立侄子厩户为太子，是为圣德太子，并将朝政大权交给圣德太子处理。

　　圣德太子据说刚出生就会说话，可以同时听十个人说话而将内容记得很清楚。他与推古女皇之间，是古代君臣相得的典范，正像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一样，他实行的改革，究竟哪些内容出自本人的主意，哪些来自推古女皇的意见，已很难分得清楚。

　　冠位12阶，是指天皇按照贵族的才德和功绩，将分等级的“冠位”颁赐给他们。冠位分德、仁、礼、信、义、智六等，每等又分大小二阶。冠位可以晋升，但不能世袭。此举遏制了贵族的特权，既有利于提拔人才，又提高了天皇的权威。

　　更能体现圣德太子思想的是“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实际不是“法”，而是一种给官僚贵族的政治规范，其中体现了儒、佛、法诸家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内容。首先是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召民，以王为主。”其次是对官吏的要求，如忠君尽职、“以和为贵，以礼为本”、“明辨诉讼”、“见恶必匡”等。还有关于民生的内容，如“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

　　推古朝改革中对历史影响更大的是对佛教的推广。在推古时代之前，是否崇佛的争论已在日本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由此还激化了苏我氏和物部氏的争斗。由推古朝始，崇佛成为基本国策，圣德太子带头提倡，亲自注释佛经，广建佛寺。从此，佛教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土壤，成为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的兴旺有利于日本同亚洲大陆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由皇室亲自倡佛，则有助于提高皇室权威，收回了原来由苏我氏所垄断的佛教教权。

　　推古朝最大的亮点是一批又一批的遣隋使、遣唐使。日本同大陆的交往并非始于这个时代，但607年以小野妹子为使节的访问仍然被视为中日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正是因为推古朝的改革，使日本积累了接受更先进文明的内部条件，此后与中国的交流才真正有效地改变了日本的历史。推古朝的“遣隋使”共有四次，揭开了此后近300年中日频繁交往的序幕。外国留学生成为后来“大化改新”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主力。

　　在圣德太子的大力倡导下，更重要的是亚洲大陆文化的大量输入，日本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期，从推古朝到大化改新之间的时期，史称“飞鸟文化时代”，佛教文化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推古天皇是第一个正式采用“天皇”称号的日本君主（在她之前，日本的君主称为“大王”），也是日本天皇中走上神坛的第一人，日本天皇的被神化便由此始。这与圣德太子改革中强化皇权、神化天皇的因素有关，而推古女皇本人也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从日本历史来看，六世纪是大改革时代，包含了多次改革高潮，正是在这个世纪，日本完成了由落后的部民制国家向中世纪封建国家的质变。推古朝改革不如稍后的“大化改新”有名，也没有触及部民制的经济基础，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推古朝改革主要作用在于文化精神信念方面，其影响也比制度上的改革更为持久。这是推古天皇在本榜中排名位于孝德天皇、天武天皇之前的原因。

　　圣德太子可能比推古天皇更有名气，更受后世敬仰，但毕竟是推古天皇给了他发挥的舞台，

　　推古天皇比较好地协调了包括苏我氏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也给了圣德太子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去改革。杰出人物的后盾不能被忽略，就像德皇威廉一世、意王维克多·埃曼努尔二世一样，推古女天皇也可以被排在本排行榜中，她在本榜中位列86位。

听雨楼主

克洛维一世（466—511年），法国国王（481—511年在位）

　　高卢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自古便吸引了无数的民族在此生息。恺撒曾将它纳入到罗马文明的统治中，但随着这个老大帝国在奢侈堕落中腐化，生机勃勃的日尔曼诸部落又随着世界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勃艮第人，哥特人，法兰克人等，都来到这里拓展自己的地盘，最后，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勇猛异常的族群在一个能干的首领带领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让这块土地写上了“法兰克”这个名字，这个首领就是克洛维。

　　翻开任何一本介绍法国王室历代世系的书籍，克洛维都是写在第一个王朝“墨洛温王朝”起点处的人物。“法兰克”在古语中就是“大胆”的意思，他们都是不怕死的斗士，而墨洛温家族是法兰克人中最尊贵的家族，以长发披肩最为自己“高贵”的象征。作为一个带领像狼一样的法兰克人去创下不世功业的领袖，克洛维具备一下几个特点，一是像多数法兰克人一样骁勇好斗，以战斗最为自己的终身爱好和事业，二是性格残忍，能在适当的时刻果断铲除威胁自己的人，三是有心机，善于玩权术，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还具有一个政治家所应有的长远的战略眼光。

　　公元481年，15岁的克洛维继承了父亲的法兰克首领之位。他面临的第一个对手是自封为“罗马人的国王”的西阿格里乌斯。西阿格里乌斯原是罗马帝国派驻巴黎一带的将领，后来自立为王。486年，克洛维取得了人生第一个重大胜利——苏瓦松大战全歼西阿格里乌斯主力，并将对手推上了断头台，他取得的最大的战利品是巴黎附近的土地，随后移都巴黎。

　　但在分配其他的战利品时，克洛维同部下发生了争执。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战争所取得的物品应通过抽签的方式分给全体战士。克洛维想将其中一只被奉为圣杯的广口瓶归还给教堂，但遭到其中一名战士的反对，认为克洛维无权拿走这只瓶子，并一怒之下将“圣杯”砍烂。克洛维当场不好发作，但后来终于借故将这名战士杀死。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它所传达的意义是，克洛维已不再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已经是一个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王者。

　　克洛维27岁时与身为基督徒的勃艮第公主结婚。他曾一度对妻子所笃信的上帝持怀疑态度。当他在496年与进犯的阿勒曼人激战时，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身陷重围。危机之际，他想到了上帝，便向上帝求援，发誓如果能转败为胜，他将带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奇迹的一幕出现了，阿勒曼军中突然发生内乱，并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全部向克洛维投降。克洛维真正体验到了上帝的力量，便在当年圣诞节率领3000名法兰克战士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

　　事实上，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是他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这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长远目光。当时西罗马帝国虽然已灭亡，当罗马教会仍然是有权势有影响的一股力量，而且高卢大地上有大量信基督教的罗马人，他们急需在诸强有力的蛮族中找到一个支柱。克洛维成了这个支柱，从此他在基督教会和教徒的支持下更是所向披靡。

　　公元500年，克洛维征服了勃艮第公国，将今法国东南部的罗纳河流域地区变成自己的私产。公元507年，他又打着基督徒讨伐异教徒的旗号，进攻今法国西南部地区的西哥特王国，势如破竹，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哥特人赶到比利牛斯山以南。从此，比利牛斯山成了一道几乎永恒的国界。因为此战，他获得了基督教世界的巨大荣誉，还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了荣誉执政官称号。到了克洛维临终前，他已经勾勒出一个法兰克王国的大体版图，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克洛维时代还有一件盛事，即《萨利克法典》（萨利克，意为海滨，克洛维属于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支系）的编撰，尽管克洛维本人在法典编撰过程中的作用尚不十分明确。此法典主要是记载法兰克人的习惯法，对后来法国的法律体系影响很大。

　　克洛维率领的法兰克人数量只占他的王国的人口少数，他的亲兵队自然成为他建立的王国的统治支柱。但克洛维即使对待自己人，也非常冷酷，有不少亲信最终都被他铲除。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寂寞高手的哀叹：“我像一个孤独的香客走在茫茫人海之中，所有的亲属都已经离开，当我遇到灾难的时候，已不再有人会来帮我了。”克洛维一生中没有被敌人打败过，却在晚年的孤独中体验到了幽深的挫折感。

　　克洛维当然没有沦落到一个亲属都没有的地步，他的四个儿子都生龙活虎的，在他死后瓜分了他的江山。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英勇善战和残酷无情的性格，在同外人作战时屡屡获胜，但手足之间也斗得血迹斑斑。后来，他的法兰克王国时分时合，但一直到751年墨洛温王朝被取代之前的统治者都是他的子孙后代。

　　克洛维为何能够在本榜中占据一个位置呢？法兰克人原本只是高卢诸蛮族中从人数到文明程度都不起眼的一个族群，在克洛维的出色领导下成为这块大地的统治者，从此法兰克的特性溶入到了它的血脉中。克洛维的征战奠定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后来的查理曼帝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克洛维率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在基督教发展史和法国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而他的谋略和权术，促进法兰克人跨过军事民主制，进入了君主制的时代/

　　但在克洛维时代，王权仍比较微弱，国家的行政机构仍很不健全。克洛维基本上只是一个马背上的国王，只是他在本榜中没有被排在更高位置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85位。

听雨楼主

梅什科一世，波兰国王（963—992年在位）

　　波兰人属于古斯拉夫人的西支，自古以来生活在东欧平原的西部。与西欧和南欧的近邻相比，波兰属于较晚形成的国家。9世纪中叶之后，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两大“部落公国”，在小波兰是维斯拉公国，在大波兰是波兰公国。波兰公国由皮亚斯特家族统治，963年，这个家族的梅什科一世成为王公，在他带领下，波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梅什科一生致力于在政治上、信仰上统一波兰，但他要面对的对手也非常强大，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梅什科即位之后，首先统一了大波兰和库雅提，但他在将统一奥得河河口地区的波莫瑞时遇到了强劲的挑战，一度败北，972年，他终于打败了西波莫瑞的维雅莱特国家，并打败了争夺此地的德意志领主，统一了波莫瑞。990年，他又打败了捷克王公波列斯拉夫二世，占领了西里西亚，后来，他的儿子勇敢者波列斯拉夫一世又统一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小波兰地区，终于完成了统一波兰的事业。

　　除了政治上的统一之外，信仰上的统一也很重要。波兰人原来信仰火神等原始宗教，但随着国家的形成和文明的发展，波兰也开始站在基督教的大门口。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一直争取让波兰的基督教隶属于德意志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这与他在政治上一贯的向东扩张的政策是一致的。为了维护波兰的独立，在已经决定接受基督教的同时，梅什科从地缘政治考虑，决定按拉丁仪式从捷克接受基督教。965年，梅什科与捷克大公波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杜布拉娃结婚，第二年，梅什科和全体宫廷人员接受了来自捷克的神职人员的洗礼，在他的带头倡导下，波兰全国接受了基督教，从此成为基督教文明世界的一员，大大提高了波兰在欧洲的地位和文化的发展。在梅什科的努力下，968年，在波兰的波兹南成立了主教区，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而不是隶属于德意志的大主教区。

　　992年，梅什科去世，其子波列斯拉夫一世继位。他在进一步完成波兰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之后，于1025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作为一个王国最终完成了。

　　在梅什科之前，波兰统一的语言和经济文化虽以形成，但面临着德意志东进浪潮的威胁和周围斯拉夫国家的挤压，以何种形式实现统一尚是未知数。在梅什科的努力下，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的轮廓才清晰地在地图上显现出来。此后，波兰一度分裂，在再度统一之后，成为中东欧重要的强国，长期为地区性制衡力量的重要一环。作为这个国家政治和信仰统一的奠基人，梅什科显然应列入这个有影响的帝王排行榜中，他位居第84位。

听雨楼主

西蒙一世（864—927年），保加利亚国王（893年—927年在位）

　　保加尔人原为中亚突厥部落的一支，在4—5世纪的世界民族大迁徙中来到了东欧，最后在美丽的巴尔干半岛找到了他们的乐土。从公元7世纪开始，保加尔人开始了建立独立国家的奋斗过程，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拜占庭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保加尔人同周边的斯拉夫人建立了同盟，并逐渐融合成一体。保加尔人过上了定居生活，接受了斯拉夫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并采用了斯拉夫语，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斯拉夫化的民族。

　　公元681年，经过奋战，保加尔人终于迫使拜占庭帝国承认他们是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这个国家延续了300多年，到西蒙大帝时代达到了它的全盛阶段。作为东欧最早建国的民族，这个国家的长期延续对东欧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交流和对抗，保加利亚成为了影响世界的制衡力量之一。

　　说道西蒙大帝，还必须从他的父亲鲍里斯大公（852——888年在位）说起。鲍里斯时代，保加利亚已经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大强权，拜占庭帝国的劲敌，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扩展自己的领土。但它在思想上信仰上仍是一片混乱。鲍里斯决心用代表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基督教分支希腊正教来统一自己国民的思想。他邀请了著名的西里耳、美多德兄弟的几大门徒到保加利亚避难并传教，但因此引起了国内部分顽固贵族的不满。鲍里斯推行希腊正教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在位时期就镇压了几次打着恢复旧有信仰旗号的大贵族叛乱，甚至在他退位之后，他还从修道院中复出再次镇压了贵族的叛乱。

　　说起西里耳、美多德兄弟，还有另一大贡献。他们经过多年努力，为斯拉夫语言创立了一套字母，即“西里耳字母”，使斯拉夫民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并将许多重要典籍都翻译成斯拉夫文。但他们及其门徒在摩拉维亚遭到当局的迫 害，其门徒在鲍里斯的邀请下到保加利亚避难，在为保加利亚传播希腊正教的同时，也使保加利亚成为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传播中心。

　　鲍里斯时代是宗教文化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到西蒙大帝继位之后，继续执行其父厚待西里耳兄弟的门徒，推广希腊正教，推广斯拉夫文字文化的政策，并以自己空前的威望为此做后盾。这对保加利亚乃至整个斯拉夫地区的文化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西蒙一世，是鲍里斯的儿子，从小被送到拜占庭首都作人质。这个特殊的经历使他从小接受了当时最先进文化的熏陶，对拜占庭文化充满了认同感，而对拜占庭政治上的地位则充满了野心，这从他日后的作为可以看出。

　　893年，西蒙继承了保加利亚大公之位。第二年便挑起了与拜占庭的战争，并打赢了他王座上的第一仗。好大喜功的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不依不饶，同保加利亚北面的马扎尔人结盟，企图从南北夹攻保加利亚，但被西蒙击破，利奥六世不得不于897年求和，俯首向西蒙纳贡。

　　这是西蒙的“拜占庭攻势”的第一阶段，主要目的在于争夺贸易权和势力范围。912年，随着利奥六世驾崩，拜占庭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发生纷争，西蒙的“拜占庭攻势”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夺取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宝座。

　　912年，利奥六世去世。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夺了侄儿君士坦丁的继承权，但不到一年也随兄到上帝那里报告去了。年仅7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继位，由大主教尼古拉斯摄政。西蒙趁拜占庭主少国疑的良机，自称为罗马人皇帝（当时拜占庭的正式国号仍是东罗马帝国），并进军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内部慌乱之下，分成两派，以摄政王尼古拉斯为首的一派主张妥协，许诺由君士坦丁七世娶西蒙之女为皇后，两国联姻结盟以换取西蒙退兵。但拜占庭内部的强硬派十分不满，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推出太后佐娅摄政，收回了对西蒙的许诺。西蒙大怒，再次对拜占庭宣战，处在颠峰时期的西蒙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进攻连连得手，夺取了马其顿、帖撒利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并在917年著名的阿黑洛河战役中重创了拜占庭军队，深入到拜占庭腹地，使君士坦丁堡一夕数惊。拜占庭又祭出了他们惯用的“以夷制夷”的绝招，策动佩彻涅格人从后方攻击保加利亚，使西蒙腹背受敌。这场战争演变成了持久战。

　　919年，拜占庭内部发生政变，海军司令罗曼将太后佐娅送进修道院，并进而将女儿嫁给小皇帝，自封为共治皇帝。罗曼是更坚决的抵抗者。西蒙在919—924年先后4次进逼君士坦丁堡，但君士坦丁堡这座中世纪最牢固的堡垒曾使得无数英雄功亏一篑，在西蒙的雄师之前继续保持了不破的金身。924年，西蒙和罗曼签订了和约。第二年，西蒙在自己的领土上自封为“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罗曼表面上提出抗议，实际上默许了这位皇帝的存在。924年，保加利亚还灭亡了与拜占庭结盟的塞尔维亚。

　　除了战争之外，西蒙耗费了毕生精力的另一件事是营建新都普雷斯拉夫，从西蒙即位的那一年始，耗费了28年的时间。这是一座集希腊风格和斯拉夫风格与一体的都会，时人形容说“当你抵达外城时，必膛目而不知所至，若入城门……必怀疑进入梦境。”

　　西蒙大帝文化上的成就，是使保加利亚成为当时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中心。他扶植了一个“普雷斯拉夫学派”，在他授意下，学者们编辑了三大卷读物，第一卷为拜占庭作家作品的翻译，第二卷为教义，第三卷为法典。西蒙在书中被描述为“上皇嗜书如命，为遍求天下新著勤劳如蜂，更广招天下才俊著书立说”的学者型帝王。

　　西蒙在与拜占庭30年战争的尘与土中，尽管没有完成到君士坦丁堡登极的梦想，但在军事上明显压倒了这个老大帝国，并称雄整个巴尔干半岛，已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而普雷斯拉夫城市的繁荣和学术的繁盛，也向世界宣告他已不再是一个蛮族的君主。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在虽然在他死后不久就走向衰亡，但他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永不会消失。无论保加利亚曾经亡国多少个世纪，复兴西蒙大帝的帝国永远是保加利亚人的梦想。西蒙大帝在本排行榜中居第83位。

听雨楼主

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1852—1910年），泰国曼谷王朝国王（1868—1910年在位）

　　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泰国曼谷王朝第五代国王（在朱拉隆功时代，泰国的正式国号是暹罗，在本文中统一称为泰国）。他在位期间，发动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在同时代亚太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中，影响仅次于日本明治维新。在英法两国殖民者如狼似虎地窥伺左右的情况下，他艰难地维护了国家独立，泰国成为同时代东南亚唯一的主权国家。他提高了王室的威望，此后泰国政府无论如何频繁地变更，都无损于国家的稳定，因为有国王作为民族的团结的标志。在周边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泰国也成为东南亚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在本排行榜的东南亚帝王中排位最前。

　　朱拉隆功的父亲拉玛四世，首先为他的改革吹响了前奏。拉玛四世即孟固亲王，原为拉玛二世的法定继承人，但当拉玛二世去世时，他被王位继承委员会以“不堪大任”为由剥夺了继承权，由他的异母兄继位为拉玛三世。于是，孟固出家为僧，开始了漫长的苦修生涯。孟固和尚除了在佛学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外，还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学习英语和西方的思想和科学。27年后，他终于回到了曾经失之交臂的王位。他开始变更传统，如限制奴隶制、改革币值，鼓励对外贸易、树立王室的亲民形象等。1855年，拉玛四世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泰国完全被打开了大门。

　　拉玛四世有意培植后代的开明思想，比如聘请美国人安娜任他的子女的家庭教师等。朱拉隆功在东西合璧的文化环境下长大，于1868年继承了王位。除了早期教育中的西方因素之外，当时泰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促成他改革的主要原因。

　　在泰国的西面，英国蚕食了印度，又通过两次英缅战争将缅甸纳入英属印度之中。在南面，英国在马来半岛上建立了“海峡殖民地”，紧逼泰国的南大门。在东边，法国也通过两场战争，使越南成为其“保护国”，并进一步将巨爪伸向柬埔寨。周边邻国一个个陷落，泰国似乎也难以自保。而泰国的国家机器仍然带着中世纪烙印，在无效率地运转。朱拉隆功艰难地周旋于英、法、德等国之间，利用英法两国都想吞并泰国，但都顾忌对方的形势，使泰国成为英法两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暂时维持了独立。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革自强，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严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去。

　　朱拉隆功继位之后，因未成年，在摄政委员会掌管朝政，5年后开始亲政。朱拉隆功的改革，贯穿了他亲政的37年，由一个个相互交叉、逐步推进的法令组成，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最重大、最有决定性的一条是废除奴隶制。因各种原因沦为奴隶的人口在泰国虽不占多数，但严重损害了泰国的形象，而且资本积累阶段需要的是大批自由劳动力，而不是私人奴隶。从朱拉隆功亲政第二年开始就开始颁布限制奴隶制的法令，到他去世前两年，基本完成了废奴运动。农奴的解放，也是对封建主的一大打击，有利于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点是官制的改革。朱拉隆功仿照西方成立了内阁，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取消了封爵搜田的封建制，该为发放薪俸，地方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和调动。一套近代化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

　　在军事方面，朱拉隆功结束了落后的战时募兵，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并从1905年起实行义务兵役制。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批军校，并重点加强了海军。教育方面，对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采取宽容态度，并创建了一批世俗学校、专门学校，到朱拉隆功晚年，平民教育在全国开始形成了热潮。财政方面，废除了各行各业中落后的包税制，杜绝了包税人中饱私囊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将王室府库同国库分开，避免了王室成员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到朱拉功隆晚年，尽管每年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但国家财政连年赢利，达到“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此外，朱拉隆功还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司法体系，并大力修建铁路、公路，兴办邮电等。他的改革，涉及范围广泛，而且不乏某些根本性的变革，但没有因此引起动荡。他在位期间，国家在平稳中蒸蒸日上。

　　但朱拉隆功并不主张全盘西化。他曾说过“如果什么都跟西洋跑，就会不知道床头在哪一边，床尾在哪一边。比如，他鼓励英文的传播，但反对在日常生活中过多地使用英文词语，他坚持佛教的国教地位等。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仍然是将东方文化保持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朱拉隆功多次派团出访西方国家，并打破了泰国国王不能出国的传统，两次赴欧访问，其目的除了开阔眼界、加强交流之外，还为了在西方国家中斡旋，以保护泰国的独立地位。

　　但是，在欧洲人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朱拉隆功还是未能全身而退。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泰国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朱拉隆功为此大病一场，甚至一度拒绝治疗。1904年，又迫使泰国签订条约完全放弃湄公河以东的土地。朱拉隆功晚年，还以割让领土为代价，取消了英法两国在泰国的治外法权。国家独立的维持，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

　　朱拉隆功同日本明治天皇处于同一时代，两人有众多相同之处，都是少年即位，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在内交外困中开始了一场使国家脱胎换骨的改革运动，改革的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涉及的范围都遍及国家的各方各面。相比而言，朱拉隆功在改革中的个人作用比明治天皇更大。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踏上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其世界影响要远大于泰国的改革，这也是朱拉隆功在本排行榜中的排位远居明治天皇之后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82位。

sade

泰国有此君王，为什么还是不能像日本那样在近代取得先进繁荣？。。这得却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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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桂（1335—1408年），朝鲜李朝国王（1392—1398年在位）

　　李成桂是朝鲜史上历时最长的王朝——李朝的建立者。他进行的土地改革，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改变了朝鲜历史的发展，他推行崇儒抑佛的国策，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风貌。与它的宗主国——中国的王朝相比，朝鲜李朝虽小，却异常稳定和坚固，519年的历史，奠定了今日朝鲜和韩国各方面的文化传统。

　　李成桂，字君晋，在登极之后改名李旦，庙号为李朝太祖。他出生于高丽王国一个显赫世家，其父李子春官至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少年的李成桂，擅长骑射，显赫的出身加上天生的武将气质，使李成桂在仕途上畅通无阻，累官至东北面元帅知门下省事、守门下侍中。而历史的机遇，则使李成桂再升一级，成为500多年江山的开创者。

　　当13世纪蒙古旋风席卷欧亚大陆的时候，位于一隅的高丽也不能幸免，在保留国王的情况下，成为元帝国的征东行省。元朝与高丽王室通婚，也使高丽国王的血统中注入了蒙古的因素。1368年，元朝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残余势力遁入长城以北，成为北元。此时，如何抉择成为高丽王国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明朝势盛，但残元在朝鲜北方尚有一定力量，加上一百多年来对元朝的效忠惯性，使高丽王室的外交政策游移不定，从1368年到1388年20年间，数次在明、元之间摇摆。与此同时，朝中也形成了亲元和亲明两大派系，亲元派以权相崔莹为首，亲明派则以大将李成桂为首，两派之间的斗争，也代表了主张守旧和要求革新的斗争。

　　1388年的“铁岭争端”终于使两派的矛盾总爆发。明朝在铁岭设置都指挥使司，将其纳入直辖范围。此举引起了亲元派的极大愤慨。在崔莹怂恿下，高丽王辛褕决定与明朝作战，但他们的失策之处，除了发动的是以卵击石的取胜无望之战外，还派遣了坚决反对出兵的李成桂为统帅。结果可想而知，李成桂的大军到达鸭绿江时，发动兵变，拒绝继续前进，返回首都开城废黜了辛褕，流放了崔莹，从此夺取了朝政大权。

　　但李成桂还不敢贸然夺位，因为朝中反对派还很多。他又先后拥立了两个高丽国王作为傀儡兼过渡。为了扫清高丽旧势力，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李成桂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土地改革，在立足未稳之时就进行范围深度如此之大的改革，显然是一次政治赌博，但幸运的是，李成桂成功了，在个人成功的同时，也带给了朝鲜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其时高丽的土地占有状况极度不合理，地主豪强和佛寺兼并了全国多数土地，大批失地的自由民沦为大农场主的奴婢。1388年，李成桂宣布实行田制改革，将佛寺土地和东北、西北的私人土地收归国有。1390年，在京城公开焚烧公私田籍。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宣布实行科田法。对官僚和贵族按等级授田，第一科授田150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士兵授予军田，每人5—10结。受田者只有收租权，没有土地拥有权，相对于公田来说，数量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京城附近。其他土地为公田，为国家所有，分给农民耕种，收取租税。这样，既限制了兼并，增加了税源收入，又确立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管理，还加强了国家对官僚贵族的控制。

　　李成桂在土地改革中确立了经济政治大权，取高丽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李成桂为此作了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采用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手段铲除了不肯依附自己的朝臣郑梦周等，终于在1392年正式废掉了高丽恭让王，即国王之位，国号朝鲜，同年迁都汉阳（今首尔）。李成桂的篡位得到了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默许。

　　身登大宝之后，李成桂像多数开国帝王一样，也在国家的法度、礼仪等方面作出一番更张，以体现新国家的气象。1394年，他委任郑道周编辑了《朝鲜经国典》，定下了国家在行政、财税、军事、礼仪制度、刑罚、工程营建等方面的运作规范。三年后，又委任赵汉在《朝鲜经国大典》的基础上，编成了《经济六典》。郑道周、赵汉都是著名的儒学大家，他们的著作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强化了中央集权、忠君等方面的思想。李成桂通过土地改革已沉重打击了佛寺势力，又通过重用儒臣树立起儒家的统治地位，一改高丽王朝的推崇佛教，“崇儒抑佛”成为李朝的国策。

　　李成桂还通过释放奴婢、鼓励开垦荒地等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国家一时出现了稳定兴旺的气象，但好景不长，李成桂很快就在内争中油尽灯枯。

　　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在铲除旧朝势力和劝进中劳苦功高，以至有“今日之事功在一人”的说法（指李芳远）。但李成桂偏爱继后神德王后及其所生的第八子李芳硕，在开国功臣郑道传的支持下，越序立李芳硕为世子，引起李芳远不满。1397年，李芳远先发制人，起兵杀死李芳硕、郑道传，史称“戊寅靖社”。像当年李成桂凭借政变架空了高丽国王一样，李芳远也凭借政变架空了李成桂。1398年，李成桂被迫内禅于第二子李芳果，此后便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0年，看着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又上演了一次次斗争。

　　尽管晚景凄凉，但并不妨碍李成桂以一个成功的开国君主的身份载入史册。他开创的道路，被其子李芳远（李朝太宗）和孙子李祹（李朝世宗）成功地继续下去，奠定了500年江山的构架。李成桂在本排行榜位列第8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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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1217—1265年），伊儿汗（1264—1265在位）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有着身份血统上的天然优势，而他的一次次的辉煌战绩也证明了他无愧于杰出军事统帅的称号。他将“上帝之鞭”升向了西亚，在真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蒙古人的国家，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第五子，与著名的蒙哥、忽必烈是同母兄弟，在草原上长大的旭烈兀，从小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在成吉思汗对子孙的“天下土地广阔河流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尽情去扩大自己的领地”的鼓舞下，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实践机会。18岁那年，他随堂兄拔都远征，横贯东欧大草原，一直打到了今匈牙利境内。在与匈牙利的马札尔的战争中，他与速不台分兵五路，大败马札尔军队于都宁河。这次西征对年轻的旭烈兀意义重大，使他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政治资本。

　　自窝阔台死后，蒙古诸王公就处在权力的激烈争夺中。1248年窝阔台之子贵由死，旭烈兀联合拔都等人积极拥戴其长兄蒙哥，挫败了海迷失等人的阴谋，使蒙哥在1251年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在随后蒙哥打击窝阔台系势力中，旭烈兀受命察视失烈门等人，为蒙哥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蒙哥坐稳大汗之位后，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由于是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都得到积极的培植。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第二年，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渡过阿姆河，带着蒙哥给他的“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尽头的土地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的嘱托，从此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蒙古大草原，也离开了蒙古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一片全新的天地去开拓他的世界了。

　　首当其冲的，是里海以南的亦思马恩派穆斯林宗教国，这一派别是历史上有名的穆斯林“刺客派”，热衷于培养刺客刺杀敌对方的领导人。该派别曾因企图组织刺客刺杀蒙哥，而同蒙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旭烈兀分三路大军进攻，自己亲率中路军，很快就攻陷了教主忽儿沙的城堡。亦思马恩派90多座城堡被毁，忽儿沙在押解途中被杀，这一伊斯兰教中颇有实力的派别从此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接着遭殃的是巴格达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但这一次，哈里发谟斯塔辛对旭烈兀的态度十分傲慢，这使他成了末代哈里发。旭烈兀先用决梯放水淹没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以一场精彩的围城战迫使哈里发弃城出降。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展开了，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有着500年文化积累的巴格达城遭受了浩劫，哈里发本人则被纵马踏死。

　　巴格达的改旗易帜使伊斯兰教世界陷入了恐怖状态。但旭烈兀仍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在攻打叙利亚之前，他已接受了亚美尼亚国王和安条克国王的归诚。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属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实际由国君纳昔尔统治。旭烈兀没有接受纳昔尔的求和，从1259年到1260年，他先后攻下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些城市的穆斯林遭受了巨大的侮辱。但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中东诸民族和教派的命运。旭烈兀获悉长兄蒙哥在中国战死，诸兄弟陷入了汗位的争夺，决定率主力东归，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5000人留守叙利亚。

　　当旭烈兀回到波斯时，得知同母兄忽必烈已即大汗之位，便决定不再东归，留驻波斯。几年后，1264年，旭烈兀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成为伊儿汗，他建立的国家也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伊儿汗国。但与此同时，旭烈兀也得到他在叙利亚留下的驻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在埃及马木克鲁王朝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怯的不花终于不敌，在以少战多的情况下被俘而死，叙利亚全部落入埃及政权之手。

　　旭烈兀很想复仇，但新的威胁迫使他放弃了重新进军叙利亚的打算。新的威胁来自他的堂兄弟之国——金帐汗国。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派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仇视穆斯林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巴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

　　晚年的旭烈兀致力于巩固在波斯的统治，他通过武力胁迫或联姻的手段，清除了波斯境内的割据势力，使波斯成为伊儿汗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到他的孙子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儿汗国达到全盛，领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经济文化也欣欣向荣。伊儿汗国名义上属于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388年，亡于同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之手。

　　旭烈兀在西亚的征服活动，不但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而且改变了该地区各宗教、教派的力量对比，牵连之广，遍及欧亚各地乃至非洲。伊儿汗国同元朝本部的联系，远比蒙古其他三大汗国密切，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四大发明加速了西传的速度，而回回炮、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历法、行省制度等也传入中国。旭烈兀显然应居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王之列。

　　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居其四哥忽必烈之后，并非因为他名义上是忽必烈的藩属，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征服者，国家各项制度的完善主要由他的子孙完成，而忽必烈不但是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的建立者。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8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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旃陀罗笈多，又译月护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任君主（公元前324—300年在位）

　　印度在历史上向来分多合少，即使在统一时代也存在着众多维持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土邦。但政治上的分裂并不能掩盖印度各地在文化上的同一性。种姓制度、宗教信仰等都为印度所共有。旃陀罗笈多抵制了希腊人的入侵，在文化上、政治上避免了印度成为又一个希腊化的地区，他的胜利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本土政权抗击外来入侵的重要胜利之一。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体统一的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显然应该进入这个帝王排行榜中，他位居第79位。

　　说到孔雀王朝，人们更熟悉的是大力推行佛教的阿育王。实际上，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

　　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南亚次大陆的星空上，来自东西方的两颗巨星相互擦身而过。一方是决心探索世界边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抱着将东西方文明联结为一体的雄心，挥戈直逼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虽有很多王公，但缺乏协调统一的抵抗，很快一个个都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马下之臣。另一方则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旁遮普地区，见过亚历山大，因语言冒犯而差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脱。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根本没有把这个年轻人放在心里，他想继续挥戈插向印度的腹心，但思乡心切、水土不服、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的将士们拒绝继续前进，使这个高傲的征服者不得不第一次屈从了部下，在留下了代理人之后，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块热土，一去而不再复返。

　　在印度河流域，一部精彩的历史大剧才刚刚揭开了序幕。亚历山大前脚一走，印度人民就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起义，王公们乘机推波助澜，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但在这些起义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正是上文所述的名叫旃陀罗笈多的年轻人。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印度一个世代养孔雀的家族，名叫莫里亚家族（另一种说法，“孔雀”的名称只是出于对“莫里亚”的音译）。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寒微还是富贵家族有不同的说法，从他能够亲会亚历山大来看，地位应该不低，但不管如何，当时的旃陀罗笈多已相当落魄，从亚历山大那里逃跑之后，一个叫桥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又使他时来运转。桥底利耶看中了旃陀罗笈多的才能，便在他身上投资，帮他弄到了第一桶金，又利用这些钱财招募了一支军队。在旃陀罗笈多的出色领导下，这支军队发展壮大，终于在反马其顿人的斗争中成为主力。

　　面对印度人的反抗浪潮，亚历山大留下的代理人终于抵挡不住，带领大部分兵力跟随亚历山大的脚步撤走了。印度还是印度人的印度。旃陀罗笈多成为这里新的统治者，建立了孔雀王朝，时间是公元前324年。他同样雄心勃勃，下一个征服目标是恒河流域的摩揭陀王国。

　　摩揭陀王国当时正处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已经统一了恒河流域，国势正盛，据说有20多万军队，还有数千战象和战车。如果不是受亚历山大入侵打断的话，首先统一印度河流域的可能是难陀王朝。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在气势如虹的孔雀王旃陀罗笈多的进攻下，难陀王朝的防线一溃千里。首都华氏城很快成为旃陀罗笈多的战利品。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在同一帝国的统治下，旃陀罗笈多成为这一历史荣誉的拥有者。

　　但旃陀罗笈多很快又遇到了另一个强劲对手。亚历山大死后，他庞大的帝国被他几个部将瓜分，亚洲部分主要被塞琉古取得。塞琉古想恢复马其顿人在印度的统治，于公元前305年带兵入侵。已入暮年的旃陀罗笈多依然宝刀未老，打败了马其顿入侵者。双方签订了和约。和约明显对获胜方孔雀帝国有利，塞琉古的军队撤走，并将印度河以西的一些土地也让给了旃陀罗笈多。双方缔结婚约，结成世代友好邻邦。

　　旃陀罗笈多是个虔诚的耆那教信徒。耆那教是筏陀摩那在公元前6世纪所创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样，相信灵魂解脱，业报轮回，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行善积德，而对禁欲和苦行的提倡则远超过佛教和印度教，其部分教派甚至主张信徒裸体修行，以示一文不名。旃陀罗笈多在俗世间的业绩已圆满，便转而追求灵魂上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以一个耆那教信徒的方式生活，他抛弃了王位出家，最后竟至绝食而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旃陀罗笈多的以身作则，也对耆那教的传播起到了作用。

　　旃陀罗笈多打下的基业，由他的儿子宾头沙罗和他的孙子阿育王继承并发扬光大。到阿育王时代基本同一了印度（半岛最南端除外），孔雀王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基本统一了印度的政权。

　　孔雀王朝统一印度的时间不长。印度在历史上向来分多合少，即使在统一时代也存在着众多维持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土邦。但政治上的分裂并不能掩盖印度各地在文化上的同一性。种姓制度、宗教信仰等都为印度所共有。旃陀罗笈多抵制了希腊人的入侵，在文化上、政治上避免了印度成为又一个希腊化的地区，他的胜利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本土政权抗击外来入侵的重要胜利之一。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体统一的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显然应该进入这个帝王排行榜中，他位居第7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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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1215—1294年），蒙古大汗（1260—1294年在位），中国元朝皇帝（1271—1294年在位）

　　忽必烈，按中国皇帝的庙号称为元世祖，按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他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的第四子。他曾患有脚疾，但并不妨碍他像其他蒙古贵族子弟一样在战场上屡建功绩。17岁时，其父拖雷因代大汗窝阔台受过，喝下巫水致死，忽必烈同母亲唆鲁禾帖妮和众兄弟投靠到伯父窝阔台的帐下。

　　寄人篱下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但随着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拖雷一系开始得势。忽必烈被蒙哥任命为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管理河南、陕西等汉地，他任用汉人儒士，取得积极效果。这段经历，使忽必烈成为蒙古王公中对汉文化态度最为积极的一位。

　　在忽必烈逐渐成长的同时，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蒙哥即位之后，灭掉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便成为国策。1253年，忽必烈被蒙哥派遣南征南宋的友邦大理国，在大将兀良合台的配合下势如破竹，灭掉了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国家，也从西南面对南宋形成半包围。1257年，蒙哥亲率大军伐宋，忽必烈被任为东路军的总指挥。两年后，蒙哥死于合州城外的炮火中，忽必烈接妻子密报，急忙赶回北方同六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先后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平和和林宣布自己为大汗，但忽必烈一方显然得到更多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经过四年内战，忽必烈大获全胜，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汗。但他很快就不满足于大汗的尊号，他要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改名为中都，1271年，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礼仪，颁布即位诏书，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元”。他是中国元朝的实际建立者。

　　与此同时，灭宋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在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之后，灭宋的最后障碍也已排除。经过六年的围城苦战，攻陷了襄阳城，1274年，大将伯颜率大军自襄阳出发，顺江而下，宋军望风归降。两年后，攻陷临安，接着从海陆两路追击南宋流亡政权，到1279年最后歼灭南宋残余力量。

　　除此之外，忽必烈时代还多次出兵其他国家，包括两次出兵日本，两次出兵安南，两次出兵缅甸，甚至在1292年，还曾出兵太平洋上的爪哇岛。这些战争大多未取得可持续的成果。

　　忽必烈对中国领土有着很多贡献，1264年，忽必烈在已臣服的吐蕃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当地的军政事务，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版图。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员到台湾“宣抚”，同年，在澎湖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巡检司，台湾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版图。忽必烈时代，开始在云南设置行省，这是云南地区完成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忽必烈时代，成吉思汗的子孙已在世界上建立了众多政权，主要有四大汗国，统治欧亚大陆的一半以上土地。忽必烈是名义上的宗主，但各汗国间联系已逐渐疏远。只有他五弟旭烈兀在西亚建立的伊儿汗国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基本上只是个东亚地区的统治者。

　　忽必烈作为一个征服者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但在历史上仍能获得不错的评价，原因在于他不但是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令人编辑《农桑辑要》。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农业的恢复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也有着很大的空间，忽必烈抓住了这一点，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政制方面，忽必烈大多沿用了前代汉族王朝的制度（当然，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则是一个创新），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此外还设翰林院等机构，也有所创新，比如设宣政院掌宗教。元朝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则是行省制度和发达的驿站制度。这两项制度通常认为发源于中东，其实在中国前代也已有原型，但元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袤国土促使统治者强化了这两项制度。行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发达的驿站制度对元代商业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帝国的经济迅速恢复起来了，商业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是这个时代的一大两点。威尼斯人马可_波罗是这一切的见证。

　　不过，元代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在中国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中，仍属于比较低的。制度上的模仿，并不代表文化上的融合，忽必烈本人的倾向，也不能影响到整个蒙古统治阶层。科举制在元代，一直未能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元代统治者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国民按照民族成分分为四等的政策。元代统治者一直未能植根于中国，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延续不到百年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凭着上述的这些成就，我仍毫不犹豫地将忽必烈排在世界影响最大的百位帝王之中，他在这个排行榜中位列第7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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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三世（675—741年），拜占庭帝国伊苏里亚王朝第一任皇帝（717—741年在位）

　　自从阿拉伯帝国横空出世之后，在这个具有无限扩张意识的政治宗教军事一体的政权攻击之下，曾经辉煌的拜占庭帝国就进入了噩梦的时代，亚洲领土几乎丧失贻尽，只剩下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点残余。716年，伊斯兰领袖摩斯拉玛率领水陆两路八万大军再次进逼君士坦丁堡。皇帝迪奥多西束手无策，于是，小亚细亚督军利奥三世乘机夺权，登上了最高宝座。

　　利奥三世原是有着叙利亚血统的军人，家乡为马拉什，通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同诸多罗马东罗马的皇帝一样，他也是崛起于行伍之中，凭着军功晋升到高位，官至安纳托里卡军区司令，成为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新兴阶层。这一次阿拉伯人的大举进攻似乎是专为利奥三世的锦绣前程而准备的，717—718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了一年，但凭着君士坦丁堡独特优越的防务条件，加上利奥三世的沉着应战，再加上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应用，终于抵住了阿拉伯人的攻势，而凛冽的冬天、阿拉伯舰队部分水兵的叛变和保加利亚人出其不意的进攻更使形势转向有利于基督徒一方。最后摩斯拉玛全线溃败，阿拉伯人据说损失了15万人（这个数字有夸张的成分）和几乎全部船舰。这一仗对东西方世界意义重大，它使利奥三世赢得了“拜占庭的救星”的殊荣，从而确立了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同时使阿拉伯倭马亚王朝陷入恶性循环中。利奥三世后来还乘胜反攻，逐渐把阿拉伯人赶出小亚细亚西部，到他得意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时代（741—775年），更是配合阿拔斯王朝灭掉了倭马亚王朝，并夺回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

　　基层出身的利奥三世对帝国体制的弊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四面受敌的拜占庭帝国，加强军事力量显然是重中之重。利奥三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开始将他多年苦苦思索的改革付为实践。他竭力整顿税收的征收，改善帝国的参政状况，加强和完善军区制，给予新兴军事贵族以土地和财产，给予士兵以安定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同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发生了抵触，变得寸步难行。

　　在基督教获得正统地位之后4个世纪，教会的势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至到了畸形发展的地步，到了7世纪，随着亚洲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主教涌入帝国内地，使畸形发展的状况更加严重。有一本教会的经书称：“人类分成两半，一半是僧侣，另一半是俗人。”僧侣人数的实际数字虽然达不到人口的一半，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了帝国的半壁江山。而且他们还拥有免税权和其他特权。与此同时，帝国无地少地的平民却越来越多。要增加帝国的税收和劳动力，要有大量富饶的土地分给新兴的军事贵族，就必须拿富得流油的教会开刀，无论利奥三世本人的宗教思想如何，这已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另外，基督教会在宗教本身的硬伤也使它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早期的基督教强调精神信仰，禁止偶像崇拜。但基督教随着它的发展也像许多其他宗教一样，逐渐走上了偶像崇拜的道路，圣像和圣人遗骨被修道院供奉起来，愚昧的群众认为对圣像的顶礼膜拜可以使自己趋利避害，而带给了修道院滚滚财源。而且对各圣徒的偶像崇拜有把基督教引向多神论的危险，这严重违背了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的本质。基督教内部本身就有人对此十分不满，而利奥三世正利用了这些硬伤，发起了向教会夺权的轰轰烈烈的“捣毁圣像运动”。

　　公元726年，利奥三世发布了第一道反对圣像崇拜的诏令，将供奉圣像视同偶像崇拜。这是向全国教会的第一道宣战书。随后，在全国发起了破坏圣像的运动。接着，由于教会违抗诏令，修道院的大批土地被没收，余下的土地也必须课税，修道院的数量被大为减少，大批修道士被还俗成为社会劳动者。修道院在教育方面的特权也被取消。利奥三世开了个头，他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期间采取的行动更为激烈，使这场运动达到高峰。

　　利奥三世得到了大部分军事贵族和宫廷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从中分到了大量的土地财产，部分开明僧侣和保罗派信徒也站到了这一边。而多数教会高级领导者则是反对力量的代表。在地理分布上，小亚细亚的军区和多数民众都支持这场运动，而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欧洲各省，特别是希腊地区的多数民众则反对这场运动，甚至部分地区爆发了持续时间不长的武装反抗。但利奥三世推行改革的决心不会因为任何反抗而削弱，他果断镇压了武装反抗。730年，利奥三世废黜了君士坦丁总主教泽门的职务。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三世也坐不住了，731年，他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所有圣像破坏者的教籍，而利奥三世则以牙还牙，宣布剥夺教皇在意大利南部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

　　这场圣像破坏运动持续了117年之久，最后以女皇狄奥多拉宣布恢复圣像崇拜为终结。“圣像破坏运动”表面看是失败了，但这场运动中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财产已无法收回。帝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加强了。从拜占庭帝国近千年的历史来看，从公元6—7世纪的不断衰退到公元9—10世纪的重新雄起，“捣毁圣像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多数史学家对利奥三世的这场运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利奥三世和他前一王朝的创始人希拉克略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都出身于行伍之中，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解围战中成就了一生的地位，都建立了一个时间不长不短的王朝，都实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两人对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不相上下，考虑到利奥三世的某些政策可能受到希拉克略的影响，利奥三世在本榜中的排名略低于希拉克略，名列第7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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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略（575—641年），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610—641年在位）

　　当一位英雄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历史舞台上施展他的拳脚之时，他却遭遇到另一位冲击力更大的英雄，最终不得不看着自己蓝图中的宏伟大业大打折扣。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就此必然深有体会，他受命于为难之际，解救帝国于水火之中，然而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却偏偏碰上几乎不可战胜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眼睁睁地看着帝国的大片土地脱幅而去。

　　公元602年，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正在巴尔干半岛上向南进军，激烈地呼喊着反对皇帝的口号。原来这是拜占廷帝国一支叛变的军队，当他们奉命在多瑙河彼岸敌人境内过冬时，在百夫长福卡斯的率领下，公然地暴动起来，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去收拾莫里斯皇帝。

　　在伟大的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拜占廷帝国开始走下坡路，602年的这次军队暴动正是拜占廷帝国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君士坦丁堡群众的支持下，福卡斯军队迅速攻下首都，将皇帝莫里斯和他的子女以及政府中敌视军队的代表人物推上断头台。百夫长福卡斯一步登天成为帝国新皇帝，而他带来的是8年的血腥内战。

　　名不正言不顺的福卡斯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帝国元老院、大贵族和行政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迅速在东方各省（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小亚细亚、埃及等）挑起内战。拜占廷帝国多年的老对手萨珊波斯帝国皇帝库思老二世乘机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604年，库思老亲自率兵出征，随军带有一名自称莫里斯皇帝之子狄奥多西的傀儡，夺取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大片地区。面对各地的反抗，福卡斯皇帝的政府只能采用残酷的杀戮来对付帝国的名门贵族，结果杀人越多，敌人也越多。当时帝国的时局已经可以说达到了最坏的境地。

　　这就是希拉克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之前的情形。希拉克略是阿非利加省督之子，他在最恰当时机地站了出来。609年发动起义反对福卡，在国内各界已对福卡绝望的形势下，收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很快得到元老派和绿党的支持。610年顺利进军帝都，夺取王冠，将福卡斯推上断头台。同年秋，希拉克略登极称帝，建立了希拉克略王朝（610-717）。

　　初登帝位的希拉克略当务之急是抵御萨珊波斯的入侵。此时波斯人已经夺取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伊比里亚、两河流域等地，由小亚细亚攻入拜占庭帝国腹地。615年，波斯大将沙辛攻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尔西顿，直接威胁海峡对面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在这时，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开始由西北进攻拜占庭。拜占庭国内一片混乱，希拉克略处境艰难，遣使向库思老求和又被拒绝。

　　为应对危机，希拉克略开始对拜占庭军队实行改革，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都加强了机动作战和防御力量。教会也捐输金银资助希拉克略。622年，拜占庭海军击攻萨珊波斯军队，解除君士坦丁之围。在此后与波斯人的相持中互有胜负。战局的真正转折发生在626年，希拉克略在可萨突厥人的援助下转守为攻，由伊比里亚攻入伊朗。第二年，希拉克略占领波斯军事重镇甘扎克。破坏了祆教最主要的拜火祠之一——阿图尔_居什那什普火祠[这是波斯国内王室和武士专门敬拜祆神的神祠]。库思老急忙带着圣火撤退了。拜占庭军队随后在亚述古城尼尼微再败萨珊波斯，洗劫了达斯特卡尔特王宫。库思老又慌忙逃到泰西封，拜占庭军队也尾随而至。

　　这一次伦到萨珊波斯内忧外患了。危急的形势引发了宫廷政变，库思老被投入监狱。卡瓦德二世（库思老与拜占庭公主马利亚所生）被拥立为王。628年2月底，根据卡瓦德的命令，库思老被杀于狱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又杀死了所有的兄弟，据说共17人。不久，两国签订和约，630年以前，萨珊波斯撤出了从埃德萨到亚历山大里亚的领土，两国交换俘虏，归还“真十字架”。至此，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暂时告一段落。

　　在战争中，希拉克略已经尝到了军区制的甜头。战后，希拉克略仍然感受到来自帝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外族的压力，便决定在全国推行军区制。军区制原来已在北非和意大利实行，希拉克略将其移植到东方各省，先后建立了亚美尼亚、奥普西金、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五个军区，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完善并推广军区制的范围，使之终于成为拜占廷帝国一项基本制度。

　　军区制的实质就是地方军政合一，地方军事长官兼有行政管辖权，一身二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节度使制度。实际上使全国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由于拜占廷帝国容易受攻击的地理特点，战争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经常性职能，我认为，军区制对拜占廷帝国来说是合理而且需要的。

　　希拉克略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为解决财政不足的危机，希拉克略将战乱时期没收的大贵族的土地和田产分封给服军役的官兵，作为军饷。份地可以世袭，也可以转让，但转让份地则必须将军役义务一起转让给继承人。他们战时作战，平时耕地，向政府交纳赋税，免除徭役。希拉克略的继承者们继续巩固军事屯田制。此举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财政危机的同时，促进了小农经济，被认为是拜占廷帝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

　　希拉克略同教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危机年代，希拉克略得到教会的资助。他采用了大批动用教产的措施，利用教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但战后，教会的追债使双方矛盾顿起。另外，面对帝国东部地区的严峻形势，为笼络人心，满足埃及、叙利亚“基督一性论”派的异端教徒，希拉克略提出了他自己的“二性一意”论，认为基督具有二性但只有一个意志，但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尽管如此，希拉克略同教会的矛盾还是良性的，没有发展到像后来利奥三世那样通过“捣毁圣像运动”来摧毁教会的地步。

　　就当希拉克略忙于整顿内政之时，他听到了帝国东南部传来了阵阵战鼓声。

　　就在希拉克略夺得帝位的同一年，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城出了一位先知，他自称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向大众传播真理，从此穆斯林的熊熊之火在世界的咽喉部位迅速蔓延。早期在真主的精神感召下，穆斯林多次以弱胜强，几乎呈现不可战胜的趋势。

　　633年，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将战争矛头指向了拜占廷帝国。这一年，哈里发的军队四路并进，进攻耶路撒冷、布斯拉、大马士革、霍姆斯。得到这些地区的“基督一性派”的支持。634年，阿拉伯方面以悍将哈立德为帅，先后在外约旦的布拉斯和巴勒斯坦之艾支那丹大败拜占廷军队。635年攻克大马士革，巴勒斯坦、叙利亚相继落入敌手。希拉克略派遣王弟提奥多拉出战，一度收复大马士革等城，但在6月的约旦河之雅尔穆克河口一战中惨败，提奥多拉战死。此后阿拉伯人乘胜追击，到641年希拉克略去世之时，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乃至埃及等地区已成为生机勃勃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从此，拜占廷帝国已经成为一个领土大为收缩，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挣扎的国家。

　　晚年的失败不能否定希拉克略一生的奋斗。希拉克略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有存亡续绝之功。在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东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欧洲已几乎是文明唯一的火种，若亡于蛮族之手，那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不知又要延长多久。其次，他所建立的军区制和军事屯田制不但成了拜占廷帝国的根本制度，而且对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及其他中东国家均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应该列入这个影响世界的帝王排行榜中，居第7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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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_杜尔（1443—1538年），桑海帝国皇帝（1493—1528年在位）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黑非洲（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或称中南非洲）起步不晚，但由于地理的阻隔等诸多原因，直到中古时期，多数地区还未摆脱原始状态。但从5到16世纪，中南非洲也发展出一系列王国和帝国，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广泛的与北非的跨撒哈拉贸易、庞大的常备军和有效的征税系统。15世纪兴盛起来的桑海帝国是西非古代国家的集大成者，而穆罕默德_杜尔则是这个帝国最强盛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系列改革留给了后人许多遗产，影响直至今日。正因为如此，穆罕默德_杜尔在本排行榜中黑非洲的帝王中，位列第一。

　　穆罕默德_杜尔是桑海帝国阿斯基亚王朝的建立者。他的舅父索尼_阿里（1464—1492年在位）是索尼王朝的第三代君主，经过不断的征战，灭掉了曾经的宗主国马里帝国。穆罕默德_杜尔在舅父的朝廷中担任高级将领，也立下了一系列战功。索尼_阿里死后，由其子巴罗即位，但不到一年，就被树大根深的穆罕默德_杜尔篡夺了帝位，结束了索尼王朝的统治。其时，杜尔已年届50，可谓大器晚成了。

　　穆罕默德_杜尔上台之后，便着手实行改革。首先是改革军制。索尼王朝时代，实行近似于义务兵役制的“全民皆兵”制度，表面上兵力众多，但战斗力低下，且严重妨碍农业生产。杜尔实行了军队的职业化、精简化，并吸收被征服民族入伍，完善步兵、骑兵、水兵的设置。接着，杜尔继续了索尼王朝的征服战争，经过十年征战，建立了一个“东到阿加德兹，南抵尼日尔河河曲，西至塞内加尔河上游，北部深入撒哈拉大沙漠”的庞大帝国。其统治领域囊括了西非最富庶的平原地区，超过了马里帝国的全盛时期。穆罕默德_杜尔也因此被尊称为

　　“阿斯基亚大帝”。

　　穆罕默德_杜尔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设立了直属皇帝的各部大臣，划分行省，行省总督由杜尔任命他的亲信担任。他重视兴修水利，开凿了尼日尔河上游的运河，开发矿藏，统一帝国的度量衡，保护商路的畅通和商旅的安全。在他的时代，桑海帝国的经济也达到全盛。但必须指出的是，桑海帝国是一个奴隶制十分发达的国家，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上的。

　　穆罕默德_杜尔是真主安拉虔诚的信徒，先知穆罕默德忠实的追随者。索尼王朝时代，在宗教方面延续西非土著的崇拜精灵、相信万物有灵（有点类似于“泛神论”），因此引起了穆斯林商人的不满，而穆斯林在桑海帝国的跨沙漠贸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帝国经济有很大影响。穆罕默德_杜尔登基之后，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厚待伊斯兰学者和商人，他在1497年到1498年，在一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的护卫下，穿越浩瀚的撒哈拉沙漠，到圣城麦加朝拜，并施舍了30万金币的经历，在伊斯兰教世界中成为美谈，他也因此被伊斯兰教世界承认为西非地区的哈里发。

　　对伊斯兰教的提倡，使桑海帝国更好地接受了来自北方的先进文化。在他的时代，桑海帝国的文化出现了一时的繁荣，特别是在1492年西班牙的最后一个伊斯兰堡垒格林纳达陷落后，大批的伊斯兰教学者南逃，被穆罕默德_杜尔收留被厚待，更促进了西非文化事业的发展。廷巴克图城，成为西非文化的中心，桑戈尔大学，则成为学术的中心。

　　但像世界上不少历尽辉煌，却晚景凄凉的帝王一样，杜尔晚年也因为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优柔寡断而遭受劫难。在年事以高的杜尔双目失明后，主持大大政的是权臣福隆，在福隆的支持下，杜尔准备立他所喜爱的幼子巴拉为嗣，结果长子穆萨首先发难，流放了福隆，废黜并放逐了杜尔，自立为帝，但不久就在兄弟们的激烈争夺中垮台。1537年，杜尔另一个儿子伊斯迈尔夺得帝位，迎回了94岁高龄的杜尔，杜尔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以再享太平。

　　杜尔死后不久，桑海帝国因为内乱不断很快就四分五裂了。与此同时，西欧殖民者也在非洲步步进逼，罪恶的黑奴贸易已揭开了序幕。到1680年，桑海帝国终于灭亡，从此之后，在西欧文化压迫之下的西非地区，永远结束了帝国时代。尽管如此，穆罕默德_杜尔在他的三十多年统治中，留给这个地区的制度遗产和文化遗产，还远远没有消失。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7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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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四世（1316—1378年），德意志国王（1346—137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55—1378年）

　　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确立了德意志以大诸侯为政治实体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之前都没有质的变化。此外，他对文艺的赞助使文艺复兴运动的激情开始在德意志大地上燃烧，后来，胡斯运动和马丁_路德的宗教改革都发生在德意志，与此当有一定关系。这一明一暗的两点，正是查理四世被列入最有影响帝王行列中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4位。

　　查理四世，来自卢森堡家族。自从他的父亲约翰通过联姻取得了波希米亚（捷克）王位之后，这个家族便以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的身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力竞争者。

　　查理四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衣着朴素，性格谦和，他也许是继罗马帝国马可_奥勒留、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七世之后，欧洲最负盛名的学者型皇帝了，这使他在中世纪众多穷兵窦武的德意志君王中，显得格外突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30岁，嗜好读西塞罗、但丁的著作，翻译过奥古斯丁的作品，喜欢与大学者交往。他与意大利著名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彼得拉克保持了长期的密切的联系，庇护并资助过意大利法学家巴尔托鲁、《论国王与皇帝的权力》的作者卢波尔德等人。

　　而更令他流芳后世的是他对布拉格的营建。从小他就决心把布拉格建成能与帝国首都的地位匹配的国际都会，后来周游列国的经历更丰富了他的蓝图。他亲自参与布拉格的城市规划，修建塔楼、城墙等，还在布拉格附近兴建了卡尔斯腾堡。他建立了布拉格大学，这是中欧第一所大学，并以重金聘请著名学者到布拉格大学任教，到查理四世去世时，这座新兴的大学已有11万学生。他还通过他的老师——罗马教皇克莱芒六世，使布拉格被提升为大主教区，使他的波希米亚王国取得了教会自治权。

　　但这个学者型皇帝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只限于这些令人愉快的事物，他在复杂而残酷的德意志诸侯角逐中，以及敏感的皇权和教权之争中所做的努力，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其中的代表作就是1356年《黄金诏书》。

　　查理四世17岁就被父亲任命为波希米亚军队总司令，随父四出征战，巡游列国。后来其父双目失明，他成为其父的共治者，1346年正式继承了王位。他的骑士生涯历时不长，对他个性的影响也不大，但也让他见惯了权力江湖的险恶。就在他初出茅庐之时，他就曾差点被政敌毒死。

　　但查理四世的政治斗争手段同多数德意志君王不同，主要不是靠征战，而是凭借金钱收买、联姻、许诺和缔结盟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他可谓得到了外祖父鲁道夫一世的真传。他在位期间也发动过若干次战争，但规模都很小，更像是清除山贼。

　　在当时的德意志，存在着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领地，还有众多的自治城市。由此形成了松散的邦联，皇帝是这个邦联的名义上的领袖，但实际掌握的权力不过相当于一个大诸侯。经过长期的合纵联衡、战争和吞并，大诸侯中形成了七个最为显赫者，他们分别是特里尔、科隆、美因茨三个大主教和莱因宫廷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波希米亚国王四个世俗诸侯。要想建立对帝国牢固的统治，有两种可行的办法：或者同小诸侯、自治城市、教会联合起来打击大诸侯，建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或者同大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宰割整个帝国。显然后一种方法的风险较小，也成为作风谨慎的查理四世的必然选择。

　　1354年，查理四世利用北意大利王公之间互相倾轧，许多人盼望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来稳定局面的绝好良机，带大军进入北意大利，第二年在米兰接受了伦巴第铁王冠，在罗马正式加冕为皇帝。就在这一年11月，他在纽伦堡召开了盛大的帝国议会，除了各诸侯之外，还有众多法学专家参加，中心议题是制订帝国宪法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议，一是皇帝的选举问题，包括如何选举、是否允许教皇介入，二是各诸侯对自己领地内的城市和民众的权限问题。

　　1356年查理四世在梅斯召开了又一次帝国议会，这次大会上查理四世颁布了《黄金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1、明确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皇位虚悬时由萨克森公爵和莱茵宫廷伯爵摄政；2、各选侯拥有自己领地内的关税和铸币权、矿山开采和贩卖食盐权等（在此之前，这些权限在皇帝和选侯间不明确），禁止封建主结盟反对自己的封君，禁止城市结盟反对诸侯，冒犯选侯被视为叛逆罪。选侯实际上在松散的邦联框架之内拥有了自己领地内的专制君主权力。此外，诏书回避了教皇和教廷在皇帝选举时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剥夺了教皇的权力。

　　查理四世对选侯们这么慷慨的原因之一是想换取他们对他儿子文策尔继承王位的支持（实际上，正是他本人在破坏诏书中选举的原则），他还向诸侯的宫廷中送去大量的金银。事实证明，这个私心杂念成了查理四世执政的一大污点，他的儿子虽然顺利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最后终因“体弱多病、学识疏浅、有失体统”的原因，被诸侯们废黜。

　　查理四世放弃对整个帝国权力的欲望的同时，加强了在自己的领地波希米亚王国上的集权，并通过赎买等办法扩大了波希米亚的版图。他在位时期曾努力促使正处在“阿维尼翁之囚”的教皇返回罗马。

　　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确立了德意志以大诸侯为政治实体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之前都没有质的变化。这是他对历史最大的影响。此外，他对文艺的赞助使文艺复兴运动的激情开始在德意志大地上燃烧，后来，胡斯运动和马丁_路德的宗教改革都发生在德意志，与此当有一定关系。这一明一暗的两点，正是查理四世被列入最有影响帝王行列中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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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年），比利时国王（1865—1909年在位），刚果国王（1885—1908年在位）

　　利奥波德二世在非洲的是非功过正在由后人激烈地评说之中，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讨论他对非洲殖民化并被纳入全球体系之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从巨大的数字反差来看，1876年的“国际地理会议”在加速非洲殖民化进程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利奥波德二世在其中的个人作用也很大。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73位。

　　比利时王室是欧洲王室中的后起之秀。作为尼德兰的南部，比利时曾先后流落到法国、奥地利、荷兰的统治之中。1830年“九月革命”之后比利时脱离荷兰而独立，在1831年的伦敦会议上得到众大国的承认。同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规定比利时为一个王国。

　　比利时议会最终选定德意志小邦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利奥波德王子为国王，这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能为本国国民和欧洲诸大国都接受的不多的人选之一，这位王子便成为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位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他在位期间，比利时奉行中立的政策，经过他35年的经营，这个新生的夹缝中的小国终于挺过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在大西洋东岸的肥沃土壤上站稳了脚跟。

　　1865年，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也成为比利时第一位本土出生的国王。他的统治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使比利时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并顺应历史潮流，于1893年在比利时实现了普选制。在他的统治期内，还解决了一件困扰比利时的大事，他抛弃了其父在位时坚持的一个统一的国家应有统一的语言的主张，让荷兰语成为与法语地位平等的官方语言。自1886年起，比利时所有硬币和纸币都用荷、法语言印制。这使北方讲荷兰语的佛莱芒人同南方讲法语的瓦莱人实现了和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本书将利奥波德二世列入排行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他1876年在布鲁塞尔组织召开并主持的国际地理会议。有意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比利时国王，盛情邀请了一位名叫亨利－墨尔顿_斯坦利的美国记者到布鲁塞尔访问，这位斯坦利先生由于在中非考察过多年，已成为一位很有名气的非洲专家。两人在探测开发非洲的许多问题上一拍即合，开始了长期的合作。胸有成竹的利奥波德邀请了英、法、德、俄、奥等大国要员到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史称“国际地理会议”，大会的宗旨是要打开非洲这一“地球上仅存的文明尚未进入的地区”。会上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又在各国都成立了分会，利奥波德也建立了比利时分会。“国际地理会议”的实质作用是，使欧洲列强加快了入侵非洲内陆的步伐并加强在瓜分非洲过程时的协作。

　　这次会议的作用立竿见影，1876年欧洲列强只占领非洲土地的10。8%，而且主要是沿海的据点。但到1900年时，已经瓜分了非洲土地的90。4%。

　　在这场分蛋糕的运动中，发起者利奥波德二世本人也分了一大块。他以“国际非洲协会”比利时分会的名义，与斯坦利签订了五年的协议，规定斯坦利应从刚果河口向东到上游湖泊地区修建一条200英里的大道，使刚果河下游的酋长们承认并接受“国际非洲协会”的保护。但比利时议会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不愿意为国王拨款，利奥波德干脆就自己掏腰包来资助斯坦利。

　　从1879年开始，斯坦利以利奥波德二世的代理人身份，在刚果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诱使当地的酋长签订了450多个条约，建立了22个“商站”。但斯坦利在刚果的活动遭到法、葡、英等国的抵制和反对。

　　非洲问题成为1884—1885年的柏林国际会议的重点问题之一。这次会议终于承认了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河口南岸的统治权，也规定任何国家今后在非洲取得土地必须通知其它国家，实行“有效占领”。这次会议促使欧洲列强加快速度抢占非洲土地，瓜分非洲的进程又进一步加快了。

　　由于对刚果的占领是以利奥波德二世个人的名义进行的，比利时议会也承认刚果为国王的私人领地。利奥波德二世便成立了刚果自由邦，当上了刚果的国王。直到1908年，他逝世前的一年，才允许比利时议会将刚果变成国家的殖民地。比利时人普遍认为他对开发非洲有功绩，但据说他统治刚果期间，逼迫刚果人开采橡胶并残忍地大批杀戮刚果人，因而备受后人的非议。他为了展示在非洲的业绩，在布鲁塞尔郊外建了一座“非洲宫”，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反思殖民行为的对象。

　　利奥波德二世在非洲的是非功过正在由后人激烈地评说之中，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讨论他对非洲殖民化并被纳入全球体系之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从巨大的数字反差来看（如上文所述，从1876年的10。8%到1900年的90。4%），1876年的“国际地理会议”在加速非洲殖民化进程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利奥波德二世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很大。但19世纪的非洲毕竟不同于15世纪的美洲，不是一个跟其它文明地区隔绝的世外桃源，欧洲人的足迹早已遍布非洲沿海；而且由于当时世界其他大洲可瓜分的土地已基本被列强瓜分完毕，非洲成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重点已不能避免，没有利奥波德二世的“国际非洲协会”，这个历史进程也必然会进行下去。因此，利奥波德在本榜中应居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和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后，但仍被排在许多著名帝王之前，他名列第73位。

听雨楼主

维多利亚（1819—1901年），英国女王（1837—1901年在位），印度女皇（1876—1901年在位）

　　她在位长达64年，享年82岁，在位期间，正是日不落帝国以征服者的身份傲视世界的全盛时期，统治的领域达到世界五大洲330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的埃及、南非等十多个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等，堪称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广场、城市等都因此以“维多利亚”命名。她的名字，几乎成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的象征。她的9个子女，均与欧洲各国王室联姻，她在世时，37个曾孙辈的孩子遍布于欧洲各国，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王室都有她的血脉，她也被尊称为“欧洲老祖母”。

　　她在位期间，宪法赋予她的权利只剩下了咨询、鼓励、警告，对政府的人选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后期深居简出，政治能量更主要地体现在参加庆典上面。大英帝国无比强大，但它一切对她来说，宛如超市货物柜里的商品，可以尽情观赏，却不能使用。

　　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无比风光无比尊崇，但实际政治影响力却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

　　1837年6月20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病逝。他父亲乔治三世所留下的大批孙子孙女中，只有维多利亚为合法婚姻所生。于是这天18岁的维多利亚公主一觉醒来，就被告知她已成为英国女王。

　　她1岁丧父，从小生活在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卵翼之中，曾因她母亲与其它王室成员的矛盾而苦恼万分，即位之后，就果断地将她的床从母亲的卧室里搬了出去，并驱逐了母亲的情人康罗伊。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初登大位的维多利亚很快显示出了她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她很快就陷入与议会的纠葛之中。在位初期，执政党辉格党的首相墨尔本对维多利亚影响很大，使女王对他言听计从，并成为辉格党的支持者，甚至女王身边的侍女都是墨尔本委派的，这违背了国王不应该在党派纠纷中有所偏倚的君主立宪制原则。1839年，辉格党在议会选举中落败，墨尔本下台。托利党的皮尔提出组阁的条件是清除女王身边的辉格党女侍，遭到女王的坚决反对。这就是所谓的“寝宫危机”。结果，皮尔拒绝组阁，女王邀请墨尔本继续担任首相。

　　1839年，维多利亚以她的庞大帝国作为陪嫁，同来自德意志小邦萨克森_科堡_哥达的表弟阿尔伯特结婚，这显然是一宗美满的婚姻。阿尔伯特初来乍到便解决了一大难题，他经过谈判与托利党的皮尔达成妥协，更换了女王身边的一半侍女，改由托利党派遣。这似乎意味着王权对议会制的落败，但自此开始，维多利亚与议会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另一方面，阿尔伯特在政治上也逐渐成了维多利亚的主宰，维多利亚享有国王的尊荣，但逐渐将国王的职能让给了丈夫。女王夫妇仍通过各种形式干预朝政，如审阅并修改政府的文件、干预某些大臣的人选等，例如他们曾向首相罗素施加压力，要求他撤换不顺眼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大的变化有三方面，一是殖民地的范围不断扩大，新增的殖民地有亚洲的缅甸、马来亚，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也得到加强，“日不落帝国”名副其实；二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电话、电报、照相机、汽车、电影等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三是通过1832、1867、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议会民主更加完善，有投票权的选民范围不断扩大。这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1851年盛大的万国博览会上，维多利亚曾为这“最壮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感到万分的快乐得意。

　　然而，对于维多利亚来说，一切的快乐美满在1861这一年成为了过去。这一年，病魔先后夺去了她母亲和他丈夫的生命。特别是当阿尔伯特因伤寒病逝后，维多利亚就一直穿着一身寡妇服装，并一度过着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直到舆论提出抗议后，维多利亚才渐渐增加了公众场合的露面。但从此开始，维多利亚对政治的影响力又大大减弱。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女王影响较大的是迪斯累利首相，在他的努力下，1876年“印度女皇”的皇冠加到维多利亚头上，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国王第一个获得皇帝称号者。迪斯累利还送了维多利亚“仙女王”的美号。

　　维多利亚晚年的尊荣，主要被一次次的庆典装饰起来，她即位50、60周年的庆典都以盛大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在1897年的庆典的游行队伍中，两边向她欢呼的人竟排出6英里长。

　　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能量巨大，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也发生在这个时代。但她本人似乎与这一切关系不大。对于像她这样安富尊荣的帝王的历史影响如何评价呢？我认为，19世纪是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同欧洲大陆上各国频繁更迭的政权相比，英国的政局则相对平稳，这与维多利亚长期而稳定的统治作为英国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有关系的。假如不是维多利亚，而是一个类似拿破仑三世或尼古拉二世的人物担任英国国王的话，英国的政治状况可能大不一样。此外，维多利亚对英国君主制的转型也有重要影响，在她的统治期王权进一步衰落，但她诚实和责任感使得君主制令人尊敬，无形中则延长了英国君主制的生命力。维多利亚女王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