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棋局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试点之一,幸运地避免被当做“海盗”除去的命运。 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仆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仆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朝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图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吊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征聘贤才、奉旨吊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干部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 “行人”谭胜受的工作能力显然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打下了伏笔。 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陈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陈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陈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从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更为靠谱的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我们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那也是强者“征税”而已),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 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陈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 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 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旧港(三佛齐)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 。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持哪一方。 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历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薮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祟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瀛涯胜览》)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影响至今——尽管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纪念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凭借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海盗”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 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滞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急流勇退”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 http://www.htreading.com/read/detail-JNLNIRJ0-JNKQHMR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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