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棋局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试点之一，幸运地避免被当做“海盗”除去的命运。 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仆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仆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朝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图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吊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征聘贤才、奉旨吊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干部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 “行人”谭胜受的工作能力显然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打下了伏笔。 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陈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陈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陈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从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更为靠谱的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我们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那也是强者“征税”而已），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 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陈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 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 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旧港（三佛齐）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 。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持哪一方。 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历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薮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祟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瀛涯胜览》）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影响至今——尽管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纪念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凭借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海盗”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 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滞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急流勇退”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 http://www.htreading.com/read/detail-JNLNIRJ0-JNKQHMR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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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4-2015 02: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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